誰制造了“浙江現象”？ ——“浙商”很可能是中國各省發展民營經濟最有借鑒價值的樣本 浙商是全國人數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廣，影響最大的投資者經營者群體，遍布中國東南西北各個角落。他們帶去的是投資項目以及實干進取的企業家精神，留下的是為當地創造的就業和稅收，而他們的觀念和創業精神，則是對各地發展民營經濟的一種促動，這是浙商對全國的貢獻。 “敢為天下先，勇爭天下強”的浙商創業精神是浙江精神的集中體現，也是重商的地域傳統文化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的生動表述，這是浙江民營經濟大面積活躍的“文化基因”。 “三無”起步，所謂“起點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企業組織形式低，產業層次也低”的浙商，卻比跨國公司效率更高，只是因為他們與環境和發展階段更“匹配”。企業組織無所謂優劣，產業層次也沒有高下之分，關鍵看匹配。因此，并非草根們的"低級和落后"成就了他們，只是他們更貼近中國這個市場的文化和國情，也更了解這個新興市場的水土和脈搏。這就是“落后的低級的”草根企業管理比跨國公司更有效率的原因。 根本不用擔心浙商將在全球化時代被邊緣化，因為當“做大做高”的外部條件最佳時，“市場動物”會在內外合力下選擇“高”和“大”，從而與周圍的環境繼續保持匹配。 全球化時代，越是本土的，就越是全球的。越是本土的，就越具有比較優勢。浙商很可能是中國各省發展民營經濟最有借鑒價值的“樣本”，因為浙商最具"可學性"，也最容易"模仿"，浙商最大眾化，他們是真正的"平民"、"全民"。 浙江各級政府開明理性，浙江的社會觀念和輿論引導和諧寬松，為浙江民營經濟的活躍和務實創造了良好的軟環境。浙商們的政治立場也因此而積極穩健，不過激，也不過火，浙商中間因為政治上法律上出問題的非常少見。 浙江企業的平均規模并不大，但卻以小規模實現了規模經濟。小企業通過區域專業市場交換實現生產鏈接，將生產要素的競爭外部化，這種由優勢產業、關聯行業、上下游協作配套，以及大小業主和諧共生的符合良性經濟生態平衡的內部條狀、外部塊狀的特色產業區，是浙商的獨創，極具競爭優勢。 在后WTO時代，全球化意味著管理理念、模式甚至工具的一體化、同質化。如何開掘出符合中國水土文化、國情特點、發展階段的本土化經驗，以及如何將國際慣例與中國文化背景相結合，這是一個比單純"引進、學習、借鑒"西方管理經驗更重要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