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遷都：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艱難選擇

──來自學者的思考與建議

2013年05月20日  新周刊 金雯

【閱讀提示】今年3月，北京的嚴重霧霾，讓人們深切地感受到北京作為中國首都，環境質量的嚴峻形勢。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北京城市攤大餅式的無限膨脹，環境保護的滯后，目前人口承載能力已經超出極限。就像一個被不斷吹大的氣球，一旦脹破會是什么結果？如果北京再這么發展十年或者不久之后的若干年，陷入人口、水資源、城市交通、食品、居住等必要的城市生存資源供應崩潰的狀況，誰能想象？這絕不是危言聳聽。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就有學者不斷地提出遷都的設想。近期的《新周刊》關于學者建議中國遷都的分析，或許能給人一點理性思考的啟迪。（涂山青）

文/金雯  《新周刊》第391期

【原標題】為中國提出遷都假設的人——除了北京，還有哪？

首都也許不必是龐大的城市，甚至也不必聲名顯赫。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有學者提出遷都的設想，但這些聽起來言之有理的說法，目前都只是美麗的假設。

在林語堂生活的時代，北京是座“寶石城”，有“金色和紫色及藍色的王家屋頂”，有“蔚藍色的天”、“美麗的月色”、“多雨的夏天”、“涼爽的秋天”、“干燥清朗的冬日”。現在這些豐富的色彩都已經統一為灰白和土黃，灰白是霧霾，土黃是沙塵暴，而干燥清朗則是空氣凈化設備制造的心理安慰。在人們討論北京是否適合居住的時候，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遷都設想也不斷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北京作為首都的歷史使命是否已經完結？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有學者提出遷都的設想。但這些民間意見都沒有下文。

北京，一座不能久留又一時難以離開的城市。

在北京霧霾最嚴重的時候，網上流傳著遷都河南信陽的謠言。至少以娛樂的心態，大家愿意相信那是真的，北京人很高興，開始暢想遷都后的舒適——大家再也不用擠了，一馬平川的街道，人人有座位的地鐵。但是信陽人開始擔憂：“請不要來，我的偉大信陽市不能接受那一切的污染，我們現在被譽為適合居住的城市，這非常好，我不要改變。”大家都對首都所代表的生活嚇怕了。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首都如今有了諸多城市病：水要通過南水北調工程運來，“首堵”比“首善之都”更加深入人心，城市越來越大，四環、五環一直到了河北燕郊歡迎你。2013年2月28日，在北京參加政協會議的姚明走出駐地酒店時，抬頭看了看首都的天空，皺起了眉頭，這一瞬間被攝影記者抓拍下來。那一天，北京迎來了灰霾、沙塵、大風的三重襲擊，天空從灰白變成了土黃。在此之前，PM2.5制造貢獻了“北京咳”這一新型城市病。

作為政治中心，北京也在經受每年一次的“兩會”考驗。今年“兩會”期間，北京的擁堵指數直線上升，北京市交通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繼孚在微博上稱，3月1日晚，擁堵指數高達8.6，嚴重擁堵，軌道客運量達到941.1萬人。最后，他又加了一句“從未有過”。從數據上分析，擁堵指數在8到10之間時，大部分道路擁堵，人們的出行時間得比暢通時多耗1.1倍以上。2012年12月20日的晚高峰，北京中心城區的擁堵指數曾經出現過9.9的高位，回家路上的北京市民其實都滯留在停車場。但是，非京籍人士還是記掛著北京戶口，因為這里有最好的大學、最頂尖的人才、最知名的公司、最好的發展機會。這是一座不能久留的城市，同時也是一時難以離開的城市。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有學者提出遷都的設想。1980年，首都經貿大學的教授汪平提出將首都遷出北京。四年后，中國社科院的黎鳴向中央遞交了遷都計劃書。這些民間意見都沒有下文。2000年，《經濟參考報》發表了方可的《北京城會被迫遷都嗎？》，這是遷都問題在官方媒體上少有的亮相。在那之后，梅育新、胡星斗等學者在網絡上發表了關于遷都的研究成果。遷都不僅要拯救陷入各種城市病的北京城，而且希望通過遷都來解決一些根本性問題。胡星斗在《關于遷都的建議書》中認為，新建一個小型政治首都有助于政治與經濟分開，鏟除政經結盟、錢權結合的腐敗現象。

曾經在新華社和廣州市社科院任職的湯愛民，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研究中國遷都問題。去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中國遷都論》一書，對中國的遷都問題進行了系統分析。湯愛民說，目前的遷都問題只是由一批民間學者在研究，尚未引起“上面”的重視，離未來付諸實施還很遙遠。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