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又有一個問題浮出水面了，那就是：真正將士子之學發揮到極致，并成就自己一生事業的，從古至今找找看，也就是明朝的文治武功俱全的王陽明和清朝的功德圓滿的曾國藩等寥寥幾人而已。大多數士子都并未實現真正的儒家學派學術的輝煌而流傳后世，這又是為什么呢？

我認為：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治學的生存法則分為三個境界。境界不同，傳承則不同；傳承不同，成就則不同；成就不同，影響則不同。

在孔老夫子的時代，夫子追求的境界稱為最高境界，謂之“理想主義”的治學。為了追求理想，夫子可以顛沛流離，猶如喪家之犬。走一路，游說一路；困一路，餓一路。最終，在世俗和戰亂的窘境中遺憾離世。

做不了大官，因為太君子。小官又不愿意做，到頭來君主、帝王都不敢用。用了怕是自找麻煩，自找無趣；

不能重用，因為太有思想。功高蓋主會使得君主、帝王坐臥不安，缺乏安全感；

講經說法最適合，因為傳播好東西，凈化人的心靈，可以使社會和人心凝聚、安定，對君主、帝王統治是有利的。

這也就是追求“理想主義”的治學境界的人的命中注定的社會定位。我們也就不難想象在象牙塔里面講經說法的“教授”們為什么會有學術論辯？為什么會在家徒四壁的情況下，依然執著的游弋于學術的海洋？為什么聽他們的課程永遠感覺是曲高和寡，世外桃源，陽春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