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國互聯網界相當浮澡。虛假價格之爭，推產品強行出位，讓人不得不想起前幾年郭凡生代表的慧聰網與馬云代表的阿里巴巴之間多年的角力。這兩家公司都充滿傳奇的色彩，人們習慣稱之為 “南阿里，北慧聰”。

慧聰是20年的老品牌，有著輝煌的歷史，很長一段時間人們都津津樂道于它在03年上市一夜造就126個百萬富翁的故事。至于阿里巴巴，更是中國B2B行業毋庸置疑的老大，阿里的迅猛崛起對中國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無疑，阿里和慧聰都是成功的，而恰恰是這兩個成功的企業，在B2B道路上曾經發生多次的角力。回頭來看，他們的爭斗與當今互聯網的價格仗性質完全不同，值得深究。

制度與價值觀

慧聰創辦于1992年。1992是個特殊的年份，特殊在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特殊在10萬黨政干部下海經商，他們中間的成功者被稱為“92派”，郭凡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體制內的人跑到體制之外去，而且是去當商人，對一個“學而優則仕”的民族、一個追求公有制的政黨，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轉變。但想一想也合情合理，很多事情在體制內做不了，出來就是一片自由的天地，可以親手去驗證自己的理論。

郭凡生就是這樣的想法。其實早在下海之前，他就一直在研究企業體制改革，1985年發表的論文《股份制——中國企業改革的唯一思路》引起了學術界的理論交鋒，用這樣的思路指導內蒙企業可均無成效，于是他決定自己干。慧聰成立的時候，郭凡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勞動股份制寫進公司章程：“單個股東分紅不超過分紅額10%，股東分紅不超過30%”，亦即“每年分紅的70%作為勞動分紅給職工”。

郭凡生說：“企業制度是根本問題，是實現企業利益最大化的運行規則。主要包括激勵和管理制度兩方面。激勵制度包括企業產權制度、工資制度，員工持股制度等等，解決掙回來的錢怎么分，這個制度解決不好，人就不干活。”他極力推行股份制，指出好的制度可以讓懶人變勤奮，讓笨人變聰明。他講股份制講了20多年，現在還在講，這是他的“理想”，他認為自己最大的價值在于使資本市場對知識經濟的規則從不理解到理解，從不接受到接受。知識經濟的制度是一個偉大的制度。

同樣為了解決“員工不干活”的問題，馬云采取了統一價值觀的方式。兩者區別在于，制度改變個人與組織的利益關系，價值觀是為了統一奮斗目標，讓獨立個體為了相同的目標一起努力。制度像一張網，把所有人串聯起來，價值觀是一個平臺，把人放到相同的位置。

阿里巴巴有六大核心價值觀，對員工價值觀的考核占績效考核的50%。馬云曾說：“很多人剛進阿里巴巴，覺得我們的價值觀、使命感比較虛。但只要馬云在一天，這就是一個天條。我什么東西都可以容忍，但是背叛共同的的目標和價值觀不能容忍。”“如果有一個銷售員工業績非常好，但他的價值觀很差，團隊合作很壞，不講誠信等，我們稱之為‘野狗’，當即開掉。”

在馬云看來，堅持核心價值觀比賺錢更重要更迫切。

責任與使命

“使命感”是馬云熱衷的另一個詞。馬云認為阿里的使命是“促進開放、透明、分享、責任的新商業文明”。他說：“假如你不能讓你的員工堅信你所倡導的這一切是為了完善這個社會，一切的努力是為了讓員工成長起來，那企業是不可能做好的。”他想讓員工知道阿里是在做一件偉大的事情，這件事情也是員工的使命。員工有了使命感，才會形成強大的驅動力。

和使命感這種形而上的東西相比，學者更愛談論責任感。

責任就是社會關系，是利益關系背后的道德關系。郭凡生認為責任就是做好自己份內的事。談到“企業家精神”時他說：“有人說是慈善，這是企業家精神嗎？不是。”“企業家精神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同樣的投入，有更多的產出，這就叫企業家精神。

他還認為培養人才是企業的任務，“創建一套好的制度，讓三流人才進來，過一段時間變成一流人才，這就是企業的作用。”“如果企業還是原樣把懶人推回社會，就沒盡到企業的責任。”他招聘的時候并不看重學歷，因為他覺得“當我公司的生產效率比別人高，而員工的平均學歷比別人低的時候，我為這個社會做了貢獻”。

他還反對社會對家族企業的偏見，認為家族企業老板不應該羞于承認，“我們用20%的投入幾乎解決了90%以上的就業”，“是我們創造了中國今天的輝煌。社會不會忘記我們”。在他看來，履行對社會的責任比什么都重要，號稱要使慧聰成為制造百萬富翁的永動機。關心群體的利益，這是一種政治家的情懷。

顯然，郭凡生和馬云都是標準的理想主義者，做公司對他們來說，是在追求一些名利之外的東西，那就是“理想”，一個世紀以前我們或許會稱之為“實業救國”。所不同的是，郭凡生的理想有更強的學術意味，而馬云則哲學味道更濃。這和當今互聯網為追求利益最大化、追求你死我活的價格戰方式相比，郭凡生與馬云的角力無疑上了一個檔次。

阿里與慧聰，有競爭，但更是一種互補。有區別，但更顯相似。無論是制度還是使命，能為中國企業尋找到長青的模式，能為中國經濟做出貢獻，就都是社會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