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化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然而此刻是一個真正的變革時代。

金融危機的風暴動搖了延續多年的舊體制。全球經濟治理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在眾多國際觀察者眼里，2009年G20由財長級會議升格為首腦會議是一個標志性事件。新興經濟體在全球事務中享有了更多發言權。

與此同時，對于全球金融監管新格局的期待日益濃重。能否在金融監管領域建立一個類似WTO的規則制定者、監督者和仲裁者？從率先探路的歐元到醞釀當中的亞元，區域貨幣一體化的嘗試風生水起。

這是歷史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巨大的彎道。一直依賴歐美外需市場的亞洲經濟如何面對這個彎道？是否有超越領先者的機會？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把自己定位為上述全球政治經濟新問題的觀察者和評論者。

曾經，他是一位政界名士。身為中國外貿部副部長、入世談判首席代表，龍永圖的執著、坦率、專業令談判對手嘆服。

這位從貴州山溝里走出來的社會活動家有一個宏偉又具體的夢想——通過自己的奔走推動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并使這個地區的人們過上更有尊嚴、更有價值的生活。

博鰲亞洲論壇2010年年會開幕之前的一段日子，龍永圖的日程表快要擠爆。盡管如此，他還是抽出時間，在3月31日接受了包括《第一財經日報》在內的數家媒體的專訪。

亞洲面臨“彎道超越期”

記者：現在我們還不能說全球已經擺脫金融危機，您如何看待眼前這個時間節點的世界大勢？

龍永圖：從我的觀察來看，目前世界大勢有一個重要動向值得關注，就是全球經濟治理結構的重大變化。從8國集團到20國集團，全球經濟治理結構出現新的架構、新的原則、新的力量。這是這次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產生的最深刻的影響之一，也是全球經濟治理結構的歷史性轉折。

過去話語權掌握在八國也就是發達國家手里，現在新興經濟體崛起，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對世界事務的影響力更大。我認為，20國集團有可能成為21世紀全球經濟乃至社會問題治理的主要平臺。

記者：今年博鰲亞洲論壇的主題確定為“綠色復蘇亞洲可持續發展的現實選擇”，您如何理解綠色復蘇的內涵以及它對亞洲的特別意義？

龍永圖：綠色復蘇首先意味著亞洲發展模式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也就是說，我們要進行亞洲發展模式的再思考。這次金融危機暴露了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弱點，粗放型經濟已經不可持續。綠色復蘇并不是引進幾個新的環保技術就可以做到，而是需要一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制度條件來保證。

綠色復蘇的第二個含義就是引進低碳技術尤其是低碳的新能源技術。我認為發展低碳技術可能是亞洲實現超越式發展的一個重要機會。就像我們剛剛在冬奧會上看到的“彎道超越”，亞洲能否在低碳技術上取得進展，努力超越發達國家，這是實現綠色復蘇的關鍵。

第三個含義就是要從以投資為主導轉變到以消費為主導，但消費恰恰一直是亞洲的軟肋。所以這個問題非得解決不可。今年博鰲亞洲論壇設專題討論亞洲內需，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專題討論消費問題。

記者：考慮到亞洲的現實情況，您認為如何能有效刺激內需，實現亞洲經濟的內生式增長？

龍永圖：要使消費在經濟增長中越來越發揮作用的話，要解決很多深層次的問題，比如社會不公、分配不均、社會保障體制不完善等問題，包括房價飛漲等問題。

如果不把老百姓的后顧之憂解決，如果不較快地增加人們的收入，特別是解決弱勢群體收入增長的問題，就很難從根本上解決消費問題。老百姓手上沒有錢，怎么消費？這是最簡單的邏輯。

消費的問題表面上看是一個經濟問題，我認為實質上是一個民生的問題。只有把民生的問題解決了，消費的問題才能真正解決。

中國政府現在特別強調解決地區之間、各行業之間、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解決全民的社保問題，這都是從根子上治本地解決內需不振問題，建立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模式。當然這不是一天兩天能解決的，我們也不能急于求成。

金融監管需要“WTO”

記者：金融危機給世界的教訓之一就是建立一個有效的全球金融監管體系。您認為它應該是什么樣的？

龍永圖：這次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就在于全球金融監管體系的缺失。在金融領域也應該出現一個類似貿易領域的WTO的組織。WTO是全球貿易規則的制定者、規則執行的監督者、貿易糾紛的仲裁者，在金融領域也應該出現這樣一個機構。

記者：要建立這樣一個全球金融監管的新平臺，您覺得還有哪些困難和阻力？

龍永圖：當然，這個比建立WTO更加復雜，因為現在以美元為中心的匯率格局還沒有發生重大的變化，或是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歐洲人做了很大的努力建了歐元，本來在某種意義上會牽制美元，但是這次歐元在金融危機中的表現也不是很好。

亞洲談了很多年建立統一貨幣的問題，現在在建立超主權的國際貨幣方面還需要做很大的努力，還要走很長的路。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也不用急于求成。第一步可以制定一些規則來加強對金融體制的監管，這是可以做到的。制定共同的規則和組織一個相對權威的監管機構，這些是可以做下去的，這也是需要逐步來做的，因為貨幣的問題比貿易的問題更加復雜。

在匯率上施壓比貿易保護更嚴重

記者：金融危機之后，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范圍內都有抬頭，您如何看待它對全球自由貿易的影響？

龍永圖：我覺得貿易保護主義并不僅僅是反傾銷、特保措施。對其他國家的匯率進行施壓，認為改變匯率就能解決貿易逆差的問題，這是找錯了原因，也是貿易保護主義的一個表現。所以貿易保護主義應該更廣泛地理解，它不僅僅局限于貿易糾紛和貿易摩擦，應該說在匯率問題上施壓比反傾銷更嚴重，對有關國家的威脅更大。

對待貿易保護主義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堅決地遏制，因為它惡化了全球自由貿易的氣氛，特別在金融危機下的后危機時代，世界需要更多團結合作的時候，搞貿易保護主義實際上是破壞了這種基礎，發出了一些錯誤的信號，對于全球經濟的脆弱復蘇是個巨大的威脅。

危機中的“反周期戰略”

記者：吉利并購沃爾沃算是近期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一個成功之作。也有些擔心，比如它能不能消化掉，會不會帶來新危機等等。您怎么看？

龍永圖：如果不發生金融危機的話，李書福要花18億美元買下沃爾沃是絕對不可能的。我過去談中國汽車產業的時候就說，不要怕我們中國現在沒有品牌，我們以后有錢的話可以把大眾、奔馳買下來嘛，但是沒有想到這么快，我原以為要20年，結果幾年后就實現了。

對于擔心，我認為是多余的。這是一個商業行為，是非常好的嘗試，應該鼓勵。如果你永遠不參加國際比賽，就永遠進不去。

這次金融危機給中國企業帶來了很大的機遇，包括人才儲備、海外并購、品牌購買等。這就是企業在危機過程中應該采取的反周期戰略。吉利收購沃爾沃就是一個很好的反周期經營戰略樣本。

危中有機，經濟下行的時候冷靜出擊，未雨綢繆，才能在復蘇的時候脫穎而出。

用發展公共交通的理念發展房地產

記者：現在國際上有很多對中國房地產的評論，有人認為這是個巨大的泡沫，有崩盤的危險，您怎么看？

龍永圖：首先我不贊成中國的房地產會崩盤這個說法。我認為真正的需求存在的話就不會崩盤。中國現在最需要解決的就是房改以后，如何建立中國保障房體制的問題。現在有人提第二次房改，我還是比較贊成的，第一次房改我認為方向是正確的，但也暴露了很多問題。

住房這個民生問題如果不解決我們這個社會要出很大問題。我認為要用發展公共交通的觀念來解決住房問題。很少人關心寶馬、奔馳漲多少，漲到200萬一輛、300萬一輛，老百姓也不管，因為有公共交通，他可以坐地鐵、公交，甚至騎自行車。但住房的問題好比地鐵、公交線路太少，自行車也不賣，這是問題所在。

解決目前房屋的關鍵，我想有兩條。一是加大政府解決保障房速度，同時建立穩定的、安全的租房體制。通過建立由政府或半政府機構出面、政府管理的租房體制，使租房人感到安全，而且能夠得到非常可靠的物業服務。

建立這樣的租房體制也是中國服務業發展非常好的契機，會解決很多就業問題。如果這些問題解決了的話，我們的房價問題就解決了一半。

第二就是民眾要改變住房的觀念，不一定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房子，如果這個觀念不解決，像社會上講的丈母娘看到你是否有套房才把女兒嫁給你，那我們中國的住房問題永遠都解決不了，很多人被逼到市場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