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工作、考察及旅游的緣故，常年在世界各地往來。最近，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大街上，多次看到中國華為和工商銀行的巨幅廣告，作為國人深感自豪。不過，這樣的企業品牌在中國是屈指可數的，因為不多，所以驚奇；因為不易，所以珍惜；因為難得，所以感嘆。

其實，這與國人很難拿到諾貝爾獎也有關聯。諾貝爾獎說到底是國情、經濟、科技、文化、藝術等的另類反映。若與同屬亞洲的日本比，則更富啟迪。這些啟迪和思考主要有三點。

一是日本的社會價值觀。日本的科學家及教授社會地位高，收入頗豐，受世人膜拜。列位見過日元上的人物嗎？基本都是日本的科學家或對社會有突出貢獻的名人頭像。日本政府以這樣一種直觀“功利”的形式，引導著國民的價值觀。

日本的科學家及教授收入遠遠超過影視明星。日本政府每年從GDP總收入中，按一定比例無償劃撥給科研機構和大學實驗經費，以及知名專家學者實驗室，讓他們一心搞學術、做科研、教書育人。由于沒什么后顧之憂，能集中精力研發創新，他們自然會有成績。

而我們這里卻大有全民娛樂至死的趨勢，是人是鬼都想當明星，都想做人上人，都想賺大錢。甚至一演員都可以毫無愧色地領取國家精神貢獻獎。這樣的社會風氣，無疑具有風向標的作用。

二是社會的環境和氛圍。今年上半年，我又去日本考察，有幸碰到一個網約車司機，是20多年前移民日本的華人。談及自己的經歷，他感慨說，無論是做打工仔，還是如今做出租車公司老板，這些年既沒有被日本本土的人鄙視過，也未曾被追捧和羨慕。大家都尊重彼此，踏實做事。

反觀我們這里，嫌貧愛富幾乎成文化規則?？傮w來看，低調的少，炫耀的多；實事求是的少，夸大其詞的多；平易近人的少，趾高氣揚的多。不少人想一夜暴富，卻不愿意踏踏實實做事，以至于有人發自肺腑喊出“寧愿在馬寶車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車上笑”。如此環境和氛圍，焉能產生踏實進取、創新創造、奪取諾獎的豐厚土壤？

社會如此，企業又如何呢？在中國，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是2.7歲。刨除其他因素不談，我們到底有多少企業主是專注于做真正的品牌而不是千方百計賺快錢？

三是日本社會“活到老學到老”蔚然成風。從幼稚園到研究員，從普通老百姓到政府官員，都喜歡看書學習。比較中日國民年讀書量，我們年均不超過5本，日本是年均超過40本。當然我們也在讀，“讀”手機、玩抖音、打游戲、搞娛樂、追雞湯文，等等，就是難得看書。不學習的群體數量龐大，焉能產生愛學習、能創新的更多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