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講的話題是“中國經營者的責任”，這是一個奇怪的題目，因為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的企業家會直接關心過這種題目。25年的改革開放創造出了經濟的繁榮，但只有經濟繁榮是非常表面和膚淺的。 　　我想請問在座的各位企業家兩個問題：你敢不敢今天晚上10點鐘讓你的寶貝女兒一個人獨自回家？你敢不敢把你自己創立的公司所有經營權都交到職業經理人手上？我敢說你都不敢，你不放心。那么到底是出了什么問題？ 　　很多人都以為西方就是靠著什么自由民主和民營經濟而成功的，其實他們是大錯特錯了。西方國家表面上學起來非常簡單，包括QFII政策、社保入市政策等等我們都學會了。但有一個市場經濟的真正機制，我們是沒有的，這就是信托責任。 　　在一個信托責任相對欠缺的土壤上，國營企業老總想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自己錢拿少了，我有這么多的貢獻，我非要把企業變成自己的。我們改革這么久了，有沒有告訴我們的企業家，你的責任在哪里？從來沒有！ 　　一個社會和諧地發展，要穩定地發展，根基不穩定的改革會是將來不安定的主要原動力。很多企業發現他們的經營環境越來越惡劣，這就是企業家缺乏責任的后果。有的人總是認為自由競爭就可以帶來財富，但這種說法是有前提的，這就是信托責任。 　　怎么建立信托責任？必須有法制化的建設，規范社會個體行為。只有在一個法制化的結構之下，每一個社會成員在追求到自己的財富之后，才不會侵害到別人的利益，才不會發生上市公司坑害股民的問題。只有在法制制度的約束之下，才能保障社會群體，才能把這種信托責任理念傳承下來。 　　25年多的改革開放，隨著我們的民營企業繼續做大，它們會遇到以前國營企業已經遇到的所有問題。尤其是當你聘請職業經理人的時候，你發現無人可用，因為我們欠缺這么一批有信托責任的企業家。 　　從1980年接任通用電氣首席執行官到2000年退休的20年時間里，韋爾奇把通用電氣的市值由300億美金擴展到5000億美金。但是他離開通用電氣的時候，通用電氣并不是他的，因為他很清楚地知道，這個平臺是中小股民給他的，所以他做好是應該的。 　　我們哪個企業家想過這個問題沒有：做好是應該的！往往做好都是自己的事，做錯都是體制的事。還有人有一種看法，一個企業家將一個破產的企業做好之后，難道不能分得其中的一點股權嗎？我的回答非常清楚，不可以！ 　　上世紀80年代，克萊斯勒發生了經營危機，瀕臨破產，于是便請艾柯卡來重組，最后得以起死回生。我想請問在座各位，艾柯卡的貢獻那么大，你們也認為這個公司是屬于艾柯卡的嗎？事實是，艾柯卡可能太傻了，他只拿自己該拿的薪水，沒有把克萊斯勒據為己有。 　　公司到底是屬于誰的？公司是屬于中小股民的。你以為這句話跟你沒有切身關系嗎？我跟你講，與你切身關系大到不可想象。我講這話是因為民營企業家今天碰到的是一樣的問題，你自己是個創業者，你是個最大股東，我問你敢不敢去聘用職業經理人？ 　　我們沒有信托責任，不但表現在企業家身上，同時表現在很多國民身上。如果你去飯店吃飯，問服務員有什么好吃的，服務員一定說：那就蒸條魚吧？這句話我聽得太多了，因為這要么是最貴的，要么是賣不出去的，沒有第三個可能。 　　我們今天國營企業面臨的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職業經理人有沒有信托責任的問題，而是我們從來沒有重視過信托責任。我們把西方國家的一些表象都學過來了，但連其最基礎的信托責任卻沒有學會，這真是我們的悲哀。 　　很多人以為自由民主可以帶來國家強盛，其實這是大錯特錯了。民主自由只是國家強盛之后的結果，而不是強盛的原因。強盛的原因是，一定要通過政府的力量建設一個法制化的社會，同時用法制制度強迫每一個社會參與者有信托責任。 　　讓我們來看看這三百年來英國、美國、德國、法國和日本強盛的歷程，發現他們都在不約而同由政府推行了法制化的建設。當你建設出一個法制化的社會之后，就會首先規范政府的行為，然后再來規范個體的行為。只有在這種架構之下，中產階層才能興起，才有日后的社會發展。一個社會如果跳過法制化的建設，直接走向民主自由的話，它的下場很可能就是亞洲的菲律賓，這難道是各位樂意見到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