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先秦諸子（三） 五 讀韓得直面 再說讀韓。 表面上看，韓非與墨子完全不同。墨子代表著當時的庶民階層（賤人）和勞動人民（農與工肆），為他們爭取生存的權利；韓非則代表著新興的地主階級，幫他們維護統治的權力。墨子書中，多言民間疾苦；韓非書中，則不乏帝王“南面之術”。所以，后世便有人將墨子稱為“平民哲學家”，將韓非稱為“宮廷陰謀家”。這當然并不準確，卻也不是一點道理沒有。大體上說，墨子比較“草根”，韓非比較“宮廷”。墨子講“兼愛”，韓非講“權術”，他們是“兩股道上跑的車”。 但是，韓非與墨子也有相通之處，即他們都講“利害”，都不像儒家那樣只講“仁義”?！赌印し菢飞稀肪驼f：“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笨梢娔硬⒉幌衩献幽菢娱_口閉口“何必曰利”，他也是言“利”的。只不過，墨子所言為“公利”，韓非所言為“私利”。墨子講“興天下”，韓非講“治天下”，這是他們的不同。 韓非言“利”，十分露骨。在他看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是儒家講的“仁義”和“禮讓”，而是“利害”和“算計”。韓非說，開馬車鋪的，天天盼望別人升官發財；開棺材店的，天天盼望別人生病早死。難道是開馬車鋪的比開棺材店的更“仁義”？不是的。實際情況是，只有別人升官發財，開馬車鋪的才有利可圖；只有別人生病早死，開棺材店的才有錢可賺。他們其實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韓非子·備內》）。 買賣關系如此，君臣關系也一樣。甚至在韓非看來，君臣關系就是買賣關系，叫“主賣官爵，臣賣智力”（《韓非子·外儲說右下》）。既然是這樣一種利害關系，那么，他們之間就不能不“算計”。君主靠算計來雇傭臣子（君以計畜臣），臣子靠算計來服務君主（臣以計事君）。雙方各打各的算盤，只有雙贏互利才會成交。如果合作的結果不利于自己，那么，無論是君還是臣，誰都不會干那種蠢事（《韓非子·飾邪》）。 君臣關系如此，父子、夫妻也一樣。韓非說，一個人，如果小時候父母對他比較隨意，長大了他就會怨恨。同樣，子女對父母的贍養如果比較簡慢，父母就會惱怒（《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他還說，衛國有一對夫妻，大約是做買賣的。妻子禱告說，但愿我的夫君平安無事，能賺一百塊錢（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布即布幣）。丈夫說，怎么要得這樣少？妻子說，錢賺多了，你還不去“包二奶”（《韓非子·內儲說下》）？ 不過在韓非看來，最危險的還是君主的夫妻、父子關系。因為這里面的利害太大。那些年老色衰的后妃們，甚至盼望自己的夫君早死，以便自己的兒子早接班。母以子貴。自己的親生兒子當了君王，作為太后，就什么都保住了。所以竟會有母子合謀弒君的。于是韓非感嘆說：“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余無可信者矣！”（《韓非子·備內》）因此韓非認為，統治國家，不能講“仁義”，不能講“禮讓”，只能用“刑法”，只能用“權術”。正如李澤厚、劉綱紀兩位先生所說：“在中國思想史上，韓非是第一個毫不掩飾地、津津樂道地、而且是最為詳盡具體地研究陰謀權術的人。”（《中國美學史》第一卷） 這就給我們出了一個難題：這樣一種思想，也是我們的文化遺產，也有積極意義嗎？ 有。韓非的積極意義，我認為就是“直面慘淡的人生”。這就與儒家不同。儒家的思想，總體上說是比較理想主義的。無論是孔子的“仁”，還是孟子的“義”，都帶有理想的色彩。這種理想非常可貴。沒有這理想，人就可能變得“禽獸不如”。但我們也要看到，理想畢竟是理想。它可以用來“激勵人生”，也可以被用來“粉飾太平”。當統治者一方面對人民群眾肆無忌憚地進行壓迫剝削，另方面又大講“仁義道德”時，韓非的話無異于振聾發聵的“清醒劑”，使人們不至于被“瞞和騙的藝術”所麻醉。這也是歷史上那些革命者和批判者，往往會用韓非思想為武器的原因。 實際上儒法兩家的思想雖然對立，卻其實不過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它也是人性的兩面，人類社會的兩面。這就是善與惡，理想與現實。人，不能沒有理想，也不能只有理想；必須面對現實，又不能只看現實。所以我們就既要讀孔孟得仁義，又要讀韓非得直面。 那么，韓非為什么就不能這樣全面地看問題呢？也有許多原因，比如當時的社會狀況實在是不很樂觀。春秋已無義戰，何況戰國？那實在爾虞我詐、巧取豪奪、弱肉強食，不能不讓韓非憤世嫉俗。不過這里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韓非的思想方法。韓非的思想方法是什么樣的呢？就是認為矛盾對立的雙方不可調和。大家都知道那個著名的“賣矛又賣盾”的故事，韓非也因此獲得了“矛盾”一詞的發明權。矛與盾既然不能同售，則理想與現實、內容與形式、仁義與利害，也就不能共存。利害沖突既然是真實的，仁義道德也就肯定是虛假的。這就是韓非的思想方法──“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韓非子·顯學》）。 六 讀老得智 相比較而言，道家的思想方法更高明。 道家，通常指老莊。其實老和莊并不完全一致。不過有一點倒一樣，即都強調矛盾對立雙方的轉化。大家都很熟悉老子的名言：“禍兮福之所依，福兮禍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這話的意思是：壞事是好事的依憑，好事是壞事的前兆。好事可能變成壞事，壞事也可能變成好事，沒有什么事情是絕對不變的。 這個觀點，莊子也有。莊子說：“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莊子·知北游》）生與死、神奇與臭腐，在一般人看來，是水火不容根本對立的。但在莊子這里，也可以變來變去，你變成我，我變成你。這就是道家的辯證法。這個辯證法，用哲學的語言來表述，就是矛盾對立的雙方無不在一定的條件下相互轉化。這是道家的智慧，也是中國的智慧，是老子和莊子共有的。 那么，老子和莊子又有什么不同？ 我個人的體會，是讀老得智，讀莊得慧。這是把智與慧拆開了講。其實這兩個字原本就有細微差別。比如智力、智商、智術、智囊，這些詞里面的“智”，就不能換成“慧”。同樣，慧心、慧性、慧眼、慧根，這些詞里面的“慧”，也不能換成“智”?？梢娭腔壑腔?，智與慧并不相同。從“智育”、“智謀”這些詞看，智，是可以通過教育來學習、傳授、掌握的東西，是能力（智力）、方法（智術），屬于社會?；?，則是氣質（慧性）、天賦（慧根），或者非同一般的特殊能力（慧眼、慧心），屬于個人。它不能授受，只能啟迪。老莊之別，即在于此。所以讀《老子》可以治國，讀《莊子》只能修身。“得智”與“得慧”，區別就在這里。 先說讀老。 眾所周知，《老子》是一部奇書。它的作者是誰，成書何時，目的何在，都不清楚。這部書的性質，也眾說紛紜。有人說它是純哲學，有人說它是哲理詩，還有人說它是兵書。我覺得對于這些問題，一般讀者弄不清也罷。重要的是得其精華。《老子》一書的精華是什么呢？我認為就是辯證法。而且，我比較贊同李澤厚先生的觀點，即《老子》的辯證法，是由軍事辯證法而政治辯證法，由政治辯證法而哲學辯證法，最后在中國人長期的社會實踐中，逐步變成了一種生活辯證法（《中國古代思想史論》）。而且，依我看，這種生活辯證法還是屬于弱勢群體的。 實際上我們看《老子》一書，從頭到尾貫穿的都是弱者是生存智慧。只不過《老子》把它們上生到了哲學本體論的高度，比如“有生于無”（《老子·四十章》），“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或者哲學辯證法的高度，比如“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老子·四十一章》）。但說來說去，歸根結底，還是那幾句話：柔能克剛，弱能勝強，無為則無不為。老子一再說，不用以為強大的就強大，弱小的就弱小。天底下最柔弱的是什么？水。最能攻堅勝強的又是什么？還是水（《老子·七十八章》）。所以，最弱小的，其實是最強大的；最堅強的，其實是最脆弱的。想想看，一個人，什么時候最柔弱，活著的時候。什么時候最堅強，死了以后（這時只剩下骨頭，當然最硬）。可見“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因此，那些爭先恐后的，沒有一個不失??；那些巧取豪奪的，沒有一個不輸光（《老子·二十九章》）；只有那些與世無爭的，才最安全，也才最豐富，簡直就應有盡有。道理很簡單：正因為他們不爭，所以沒人爭得過他們，這就叫“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六十六章》）。請大家想想，這難道不是說給弱者聽的嗎？ 有趣的是，老子的這一套──無為、守雌、貴柔、知足，并非只有弱勢群體受用，權勢人物也受用。因為誰都有處于弱勢的可能。即便貴為天子，也未必總是強勢，或一定就是強勢。這個時候，就用得著老子哲學了。比方說，大成若缺，大盈若沖，大直若屈，大巧若拙（《老子·四十五章》）。這個“若”，可以翻譯為“就像”，也可以理解為“好像”，張舜徽先生就說“不外一個裝字”（《周秦道論發微》）。只不過，陰謀家的“裝”叫“韜晦”，老百姓的“裝”叫“裝蒜”，但都是“裝孫子”?！独献印愤@本書，真可謂“最抽象也最實用”。 所以，老子的思想可以有不同的結果。用于學術，可以發展為思辨哲學；用于軍事，可以發展為戰略方針；用于政治，可以發展為斗爭策略；用于生活，可以發展為生存智慧。就連同一種副產品，也可能有不同結果。比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就可能是斗爭策略，也可能自我安慰。由此可見，老子是影響深遠的，也是無法盡說的。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