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只有在非物質層面獲得強大的文化動力，才能真正獲得困境中的“突破” 　　目前，中國相當一批20歲上下的優秀企業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停滯，比如海爾近年屢遭外界詬病，聯想業績增長遲緩，TCL并購后正在步履艱難地謀求突破，還有更多的為我們所熟悉的著名企業，像方正，健力寶，三九等等，輝煌似乎正在成為歷史。 當優秀企業的停滯是以群體現象出現的時候，我們只能跳出具體的企業、具體現象，到我們這批企業領導者的頭腦中去尋找答案。 　　柳傳志對此有一個判斷，中國目前最優秀的一批企業目前普遍面臨著“突破問題”。聯想目前面臨的問題，其實是絕大多數優秀中國企業正在面臨，或者將要面臨的問題。 　　但問題是，聯想面臨的“突破問題”到底是什么？在這一點上，柳傳志并沒有給我們答案，或者說也不可能給我們答案，因為他自己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如何由大而強？中國企業向世界級企業邁進的首要問題 　　在探討中國企業如何向世界級企業靠攏的時候，我覺得首先要回答中國企業靠什么方式解決“大企業問題”。 　　從全球范圍看，“大企業問題”主要有兩個。第一個是它的大。由于大，它的增長就不能再是機會型的，而將是戰略型的。 　　比如三星之所以在近幾年成為全球贏利增長最快的企業，取代索尼成為消費電子的領袖，今年上半年贏利甚至超過IBM、Intel。這些成功一定要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沒有當時三星CEO李健熙偏執地堅持的轉型與數字化戰略，就不可能有今天三星的繁榮！ 　　比如沃爾瑪年銷售額2000多億美元，它要增長10%就是200多億美元。哪里有一個200多億的機會供你抓住？所以沃爾瑪的近10年來的增長就不再是捕獲增長的機會，而是聚焦客戶關系的改進，聚焦采購鏈和供應鏈系統的整合，聚焦于經營方式的變革與創新！ 　　第二個是它的強。大不一定強，但不大注定不強。所以大企業之所以強，是因為它能建立起做強的機制。沒有做強的機制，大就不會強。美國企業由大而強的機制是商業化的法制體系，背后是所謂新教倫理的推動：人生而有罪，人因罪而平等，要經過創造財富之苦來贖罪才能通向天堂。所以通過一套信念和規則來規范個人行為，通過利益交換機制而共享企業成長的結果，從而建立起一批巨無霸企業。 　　與美國不同，日本、韓國企業由大而強的機制，是建立在集體主義之上的。為民族和國家而做好企業，成為這兩個國家優秀企業最大的動力。他們相信，只要大河有水小河自然就不會干，他們愿意與團隊共榮共損。索尼五六十年代為自己樹立的核心價值觀，就是“提高日本的國家地位”，它的使命中有這么一句：“讓日本制造成為質量優良的代名詞”。 　　韓國三星能夠在今天如此傲視群雄，它的精神動力顯然來自于韓國民族主義情結下對日本的挑戰。20世紀80年代，一批在美國硅谷奮斗了多年的韓國人回到了三星，他們高喊著“一定要打敗日本人”的口號，把目標定在比日本推出產品快半年上。當三星終于在1996年研制出了256MDRAM，在這一領域超越日本后，韓國的副總理參加了這一產品的發布會，韓國媒體更是將這些研發人員奉為“國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