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對“政治經濟學”有望文生義式的解讀，因為近十幾年的“國進民退”生態的原因，中國民營企業相當多的一批老板的確在以企業倒退為代價解釋著望文生義的“政治經濟學”。被政府稱之為“企業家”的老板們，紛紛慷慨地把一直吝嗇給人的股份巴結著出讓一部分給國企，設法請來黨政官員或在政府任過職的手眼通天的人擔任要職，請“老領導”、“老首長”當獨董或顧問更是兩全其美，效仿當年廈門賴昌新的建“紅樓”支起各種隱秘而高大上的俱樂部主要用于政府公關：中國民營企業毫不猶豫的把血汗錢拋灑出去，畫出了一道道歐美人欣賞不了的中國式風景線。
“無利不起早”，“商人重利輕別離”，“無商不奸”：這都是民間對商人對企業主的基本判斷，盡管未必皆如此。上面列舉的各種現象對于刻意為之者當然有其苦心，或為了保護自己來源不清的資產，或為了取得一般人難以得到的各種“許可證”，或為了中國最大買家的政府訂單。如果說，從經營層面或維護外部環境層面這些做法還是“營養”，那么以同樣的思維邏輯在企業內部形成的國企化或政府化的行為習慣和組織氛圍只能是“病菌”。
民企國企化的表征有以下種種：
對企業管理者授以官職，各級經理“官”為主任、處長、科長，管理者自己也習慣別人稱呼自己的職務。表面看，無非一個叫法，都是一回事，但由此形成的“官文化”就非常有害。既然是官，就強調下屬必須聽我的，動輒“我說了算”，下屬做事變型或方式方法不如自己意愿就認為是“不聽我的”。各級管理者以崗定薪和論功行賞困難，方便的做法是按官級給待遇。當官了，就不愿意下基層去車間，不習慣也沒有意愿與基層一線員工交流，掌握情況靠的是隔著八個十個層級的匯報，層層扒皮，報憂不報喜，問題都被埋藏了。官一多，開會排個座次都吃力，甚至吃飯為了座位都讓工作人員冥思苦想半天，更不用說琢磨什么文件誰簽批，什么文件給誰審閱，什么手續給誰把關（雖然，多數最后是一位大佬說了算），辦件事太難了，比在外面求客戶還吃力。基層員工最好的甚至唯一的職業上升通道就是“當官”，哪怕當個班長也是重要的起步，沒有人愿意苦心鉆研技術和技能，技術好和技能強的也不愿意走專家發展的道路。
開會、交流（包括討論問題）不能也不愿說真話，更不敢表述反對意見，唯上是從。表面看尊重、服從，執行力強，團隊融洽；實則下屬對上司的表態、安排和指令不假思索，簡單應對。如果執行中沒有障礙倒也相安無事，但絕對不會有意愿提高標準和創新；如果遭遇困境，就可能陽奉陰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應付。總經理（總裁）辦公會和公司（集團）調度會都成為思想灌輸的會加工作安排的會，沒有對問題的評估，沒有對風險的分析，沒有對失敗的未雨綢繆。上司在工作過程中很難得到下屬的補充，很難深入做科學論證，決策失誤的幾率大大提高，受害的最后是企業。
整個公司容易形成論官排座次、以輩分論優劣，時間一長上上下下開始學會奉承上司，核心人物很容易成為小社會內的帝王。套話、假話、吹捧話、肉麻話開始大行其道，來自于上司的錯誤（包括最高層幼稚的、常識的錯誤）不會有人予以糾正和修改。企業內很多事務成為典型的捧臭腳行為，但皇帝的新裝不會有嘴快的孩子指出來。高層管理者于是就自以為成仙，開始“偉光正”了，自信永遠不會犯錯誤，而且永遠無人能及，不可一世。企業大佬也學會讓秘書端茶杯，也終于自己不會開車門，不知道某一天上便所會不會親自拉開拉鎖？核心人物的個人愛好成為公司習慣的一部分，甚至成為公司戰略的一部分。企業的一切努力最終都是為了實現客戶價值，但在這種企業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只是為了幾個人高興。
工作作風不務實，喜歡下文件，喜歡開會給下屬洗腦，開始學會了“關于****的通知”和“要***，不要***，一定***，必須***”一類的語調，后面加上“欽此”版的“望各部門各單位遵照執行”。管理者沒有耐心討論流程，不去分析環節，沒有標準的推敲，更沒有細節的研判，怎么執行似乎從來不是問題，最后做不到位甚至做不下去，當然就是指責下屬了，至于管理者責任連想都不會有人去想。在企業顯眼的地方一定是“領導關懷”，各層級頭頭腦腦來露了一次臉的照片迅速成為企業實力的一部分，一堆大頭貼理所當然地成為企業品牌的重要元素。公司的門樓子越做越大，到處是標語口號甚至是領導講話，大佬們在會議上隨心所欲說的一些沒有系統甚至沒有邏輯的一堆話，很快成為公司重要文件下發各子系統。市場出現困難，當然是行業下滑，是宏觀形勢不好；但是，為什么有些同行還能活得很好，我們的產品結構為什么調整不過來，新的細分市場我們為什么發現不了，我們的骨干為什會流失，我們的成本為什么就下不來等等，這個時候考慮就太遲了。太長時間，過于務虛。
凡此種種，不能盡數。
也許有一些突出的國企并非如此，但絕大多數因為環境原因只能如此，除非負責人出奇地清醒。民企的國企化，也可以歸結為政府化。政府這樣搞沒關系，有高比例的稅收養著，有黨在保護著，不會倒閉，不會破產；但是，我們是企業，是民營企業，是在夾縫中找生活的弱勢群體，傷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