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百家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前副主任

回顧起來，我國改革開放近40年的過程中，有三段時間遇到的困難較大。第一次是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第二次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第三次便是當下。思考當前的問題，與前兩次作些比較，可能會有所啟發。

在改革開放的起步階段，我國面臨的困難是多方面的。當時，既要解決十年“文革”造成的種種問題，又要探索新路，很不容易。這一時期的成功突出表現在結束過去，開辟未來。一方面是通過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完成對黨內關系和社會關系的調整，同時通過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完成了與此前歷史的切割。這就為凝聚共識打下基礎。另一方面是明確了黨和國家的工作應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一時期，提出的“小康”思想具有戰略意義，它使黨提出的現代化概念更符合中國的國情，同時也使得現代化不僅與國家的發展，而且與人民群眾的生活聯系在一起。我國實現現代化的長期戰略構想是以小康為指導的。

那幾年國內面臨的問題很多，但外部環境十分有利。主要是美國、日本和其他主要西方國家都愿意支持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進行現代化建設;因為中國的發展既可以增強制衡蘇聯的力量，也可以為它們擺脫滯脹、實現經濟增長創造機會。不過，這種有利的外部環境并非憑空而來，前提是我國內政、外交政策的調整，以及卓有成效的外交努力。當年，不僅把握外交方向和方針政策，還親自出馬做了大量工作。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內部和外部的原因，中國遇到第二次困難。起因首先來自內部，既有經濟上的，也有政治上的。經濟上，主要是漸進式改革走到一個關口，作為過渡措施的雙軌制難以為繼;同時經濟在幾年內上了一個大臺階，積累起不少需要化解的問題。1988年決定進行治理整頓是正確的，但試圖把價格闖關作為突破卻是失誤，結果引發社會恐慌心理。政治上，主要是十年改革帶來一些新問題，如新社會階層的出現、思想意識形態“自由化”或多元化、“官倒”和腐敗的出現、腦體勞動倒掛等。這些問題由于種種原因處理不當，致使矛盾激化，釀成政治風波。外部環境變動是這次困難加劇的原因。國內政治風波發生后，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制裁，稍后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都給中國造成巨大的壓力和沖擊。

能夠克服第二次困難，最關鍵的一點在于中央明確提出“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同時應對措施也是有力的。對內，在平息政治風波后，采取進一步改革措施，如大力改善黨的領導、開發浦東、建立證券市場等，最重要的是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對外，一方面處理好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系，既頂住壓力，又努力恢復和改善關系，打破制裁;另一方面積極發展與周邊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內外兩方面措施都收到超出預期的良好效果。除應對得當之外，還應看到，克服這次困難有內外兩方面的基礎。在國內，主要是改革開放已使大多數人，特別是農民和工人受益，親歷“文革”的干部群眾對那十年記憶猶新，也不愿國家再次陷于動亂。在國際，中國的改革開放已使許多的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受益，它們也不愿中國倒退和閉關，而堅持制裁只會使中外雙方的利益都受到損害。上述種種因素構成的合力，使中國在較短時間內成功扭轉了局面。

當前，中國的改革開放又一次進入一個比較困難的時段，其原因也包括內外兩方面，不過分析起來又與以往有很大不同。

從國內看，主要是改革開放已進入一個與以往明顯不同的新階段。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我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階段已經結束，正進入一個中速、甚至是相對低速增長的階段。第二，在經濟發展之后，財富的分配問題日益突出;社會貧富分化和利益集團的出現，使這一問題更趨敏感。第三，我國社會階層結構和人們的思想觀念已發生明顯變化;在利益多元化的情況下，統籌協調各方、凝聚改革共識要比以往復雜得多。第四，經過多年的高速發展也積累了不少問題，如環境問題、產能過剩問題、老齡化問題、腐敗問題等等。我們所遇到的問題或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現代化“起飛”階段完成后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一類是新體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后一類實際又分兩種情況，一種確屬新生事物，還需要成長;另一種是表面看起來是新的，但舊的成份很多，有些問題我們以為在改革過程中已經解決了，實際上仍未解決，或有所反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