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總書記強調：治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關鍵是要立規矩、講規矩、守規矩。法律是治國理政的大規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怎樣正確理解依法治國？怎樣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怎樣在現實生活中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求是訪談》特邀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主任胡建淼，為我們詳細解答。

    訪談主持：夢嬌

   訪談嘉賓：胡建淼（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主任）

精彩觀點：

   ■ 我們國家在短短的幾十年里，走了西方幾百年、近千年的路程，從這點上講，應當說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們中國搞法治要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就要考慮到我們中國的這些特色，這些特色決定了我們中國法治特色。

   ■ 形象地說，我們國家的法治有一點像速成餅干和壓縮餅干。法治建設需要時間，所以中國搞法治，第一停不得，第二急不得。

　　■ 法治思維，系指以合法性為出發點，追求公平正義為目標，按照法律邏輯和法律價值觀思考問題的思維模式。簡單地說，符合法治精神的思維模式就是法治思維。

　　■ 從“心”開始！就是，只要每一位，不，只要大多數領導干部能從內心里真正地信仰法治，法治中國就能實現。現在的領導對法治的信仰程度可分三種人：一種人“真信”，一種人“裝信”，一種人“不信”。

訪談實錄：

   三個階段兩大飛躍

   求是網：胡教授你好。您能不能簡要介紹一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法治建設經歷了哪幾個階段，這些階段又分別有什么樣的特點呢？

   胡建淼：新中國成立以來，黨關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和實踐，經過了一個很長的歷史演繹過程。我把這個過程概括為：三個階段兩大飛躍。第一個階段叫做“法制”階段，這個制是制度的制，法制階段；第二個階段是“法治”階段，這個治是治理的治；第三個階段叫做“全面法治”階段。

   這三個階段在理論和實踐上正好實現了兩大轉型：從法制到法治，這是一個轉型；第二就是從法治到全面法治。

   第一個階段：法制階段

   1949年剛解放的時候，當時我們國家還不穩定，直到1954年隨著抗美援朝的勝利，國家各個方面的情況都趨向好轉，也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國家開始搞法制，顯著標志是1954年我們制訂了第一部《憲法》，我們今天叫做“五四憲法”。五四憲法的制訂，意味著中國步入到社會主義的法制階段。可是好景不長，接著就是連續搞運動，導致法制虛無主義。一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這個時候法制才得到恢復。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國家確立了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原則，接下來提出，要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一直到2011年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這意味著我們第一個階段的任務，即法制建設的任務已經完成。我們方方面面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

   第二個階段：法治階段

   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要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從此，“依法治國”被確立為黨領導人民的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所以說，以黨的十五大為標志，我們就從法制向法治轉型。為什么十五大以后，我們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要實行這樣一個轉型呢，“法制”與“法治”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它的意義非常大。

   一個意義在于，原來這個“法制”，重點是落在法律制度上，要求我們國家能夠做到方方面面有法可依。而“法治”這個含義就不一樣，它強調的是人人依法、人人守法的狀態。如果說“法制”是一個平面型的法治，那么，“法治”就是一個立體型的法治。

   第二個意義在于我們對法治功能的認識發生了變化。我們原來講法制的時候，認為法無非是一個專政工具，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的工具。到了“法治”這個階段之后，我們認識到法不僅是無產階級對敵對階級實行專政的工具，更重要的一方面，它是社會的一個平衡器，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種標準。

   十五大以后，我們進入到法治階段，接著走向全面法治。比如在法治行為上，我們最早提“依法治國”，后來擴展到提“依法行政”和“依法執政”；從法治目標上來說，我們從提“法治國家”，擴展到提“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等。到了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推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此確立了“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

   第三個階段：全面法治階段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標志著我們黨和國家“全面法治”理論的成熟，從此我們中國走向一個全面法治的新時代。全面法治可以用中央所確定的十六字方針來體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全都覆蓋到了，這就是全面法治的基本內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特”在哪里？

   求是網：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您能為我們簡要描述一下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基本特點，它的重大意義是在哪些方面呢？

   胡建淼：我們一講法治，就講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法治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確實有很多人不理解。有人認為，你們中國把“中國特色”作為一個“萬能帽子”到處去套，什么東西都套上一個“中國特色”。這話也講對了一點，那就是，確實不是什么都可以講特色的。比如我拿起一個茶杯來喝茶，你總不能說這是一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茶杯”。

   但我想說的是，中國的法治確實還有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的法治特色取決于中國的國情特色。那么，中國的國情以及由此所決定的法治特色到底是什么呢？

   中國的第一特色，也是最大的特色，就是中國的領導。我們實行的是“中國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的多黨制，也不同于某些專制國家的一黨制。四中全會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

   第二個特色在于中國是個人口大國。我就覺得國家在治理過程中，人少不成問題的問題，在人多情況下都會成為問題。你在歐洲坐火車旅行，如果遇到一場大雪把鐵路給凍了，游客在火車站附近找個賓館住兩天什么都解決了，你不就幾百個人么。而中國就不一樣，2008年南方的一場大雪把鐵路給凍了，在廣州火車站，一夜之間聚集了20萬人，馬上成為應急事件，時任總理的同志，連夜趕到廣州火車站去處理這個緊急事件。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所以中國不能亂。我們亂不起，一亂就會鋨死幾億人呢。這就可以理解了，為什么中國“穩定是壓倒一切的重中之重”。我們只能在穩定的基礎上抓改革，在穩定的基礎上抓法治。

   第三個特點在于我們國家地方差異性很大。東西部、內地同沿海，無論經濟上還是思想上都存在差距，所以在中國搞法治是不能一刀切，要注重地方差異，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最后一點，搞法治需要時間。我們中國搞法治，主要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到今天只有三十幾年的時間。你看英國搞法治，可以追訴到1215年的自由大憲章；美國搞法治，可以追訴到它1787年的聯邦憲法；日本搞法治可以追訴到它明治維新……。他們都已經經歷了幾百年的法治歷程了。我們國家的法治是在短短的時間內在黨的領導下全面推進的。形象地說，我們國家的法治有一點像速成餅干和壓縮餅干。法治建設需要時間，所以中國搞法治，第一停不得，第二急不得。

   我們國家在短短的幾十年里，走了西方幾百年、近千年的路程，從這點上講，應當說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們中國搞法治要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就要考慮到我們中國的這些特色，這些特色決定了我們中國法治特色。

   法治思維是法治國家在法治階段特別強調的一個思維模式

   求是網：三年多來，總書記多次強調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請您為我們講解一下，什么是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我們該如何在生活當中運用好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

   胡建淼：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這一新概念新命題，黨中央和習總書記使用的頻率很高，可以說是到了“遇文必寫”和“遇話必講”的程度。

   “遇文必寫”，是指黨中央發布的各種文件，只要涉及到法治的，沒有不寫到“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遇話必講”，是指習總書記的各種講話，只要是講法治的，沒有一次不講到“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

   那么，什么是“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呢？法治思維，系指以合法性為出發點，追求公平正義為目標，按照法律邏輯和法律價值觀思考問題的思維模式。簡單地說，符合法治精神的思維模式就是法治思維。

   而“法治方式”，就是指在法治思維支配下的行為模式，是符合法律規定、法治原則和法治精神的一種“法治化”的行為方式。它是法治思維的“外化”和“行為化”的結果。

   由于衡量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標準是一致的，支配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法治精神是同一的。因此我們有時提“法治思維”，同時包含了“法治方式”。

   “法治思維”的內容以“法治”的內容為基礎，所以，廣博深厚的“法治”內涵決定了廣博深厚的“法治思維”內容。

   第一，法治思維是“規則思維”。無規矩不成方圓。國家和社會的治理，要從“會議之治”、“口號之治”、“運動之治”、“文件之治”走向“規則之治”。

   第二，法治思維是“正義思維”。“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治也是良法之治。而良法的標準就是符合“正義”性。因此，法治思維要求我們將“公平正義”的價值觀貫串到一切工作中去。

   第三，法治思維是“平等思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的基本原則。該原則要求我們做到前后平等和左右平等，對同樣主體的同樣行為不得作不同處理，減少和最終杜絕“特事特辦”、“領導特批”的做法。

   第四，法治思維是“契約思維”。在法律的范圍內，做到契約自由、當事人意思自治。管理機關要學會用“契約”而不是“命令”管理社會。管理主體要自覺履行契約義務，誠心對待行政相對人。

   第五，法治思維是“權義思維”。公民的基本權利受到法律保護。同時公民要遵守權利邊界。管理機關始終要尊重和保護公民在基本權利，同時要監督其履行法定義務。要堅持“以人為本”、“文明執法”。

   第六，法治思維是“權責思維”。做到“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以“公權力——法不授權便無權，私權利——法無禁止便自由”的原則處理好公權與私權的關系。

   第七，法治思維是“程序思維”。沒有程序的公正就不會有實體的公正。一切工作都要遵守法定程序和正當程序。我們的管理行為，不僅要做到內容合法，而且還要做到程序合法。

   第八，法治思維是“底線思維”。要將“是否合法”作為思考和處理一切問題的出發點，牢牢守住“合法性”這一“底線”。無論有什么理由，“違法”的就一律不做。

   求是網：胡教授，現階段，您認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最關鍵的是抓什么？

   胡建淼：從“心”開始！就是，只要每一位，不，只要大多數領導干部能從內心里真正地信仰法治，法治中國就能實現。現在的領導對法治的信仰程度可分三種人：一種人“真信”，一種人“裝信”，一種人“不信”。

   我們怎樣才能做到讓領導干部“真信”。我認為，一要把“到底什么是法治？”二是“中國沒有法治天是否會塌下來？”這兩個問題要講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