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很多人覺得復雜，其實簡單來看無非三個維度的考量：維度一：資源配置的維度，政府配置資源還是市場配置資源。維度二：短期和中長期維度，短期增長靠需求，中長期是靠供給，包括勞動力、資金、技術、制度、企業家精神等。維度三：新舊的維度。新舊是按照需求和供給的匹配程度劃分，供給不應求的屬于朝陽產業，屬于新經濟；供過于求的屬于舊經濟。

均衡的狀態就是各種資源都達到最有效的使用，就是供給和需求的均衡，政府和市場的均衡，短期和中長期的均衡。通俗的說就是說企業家敢投資，因為投資可以賺錢；老百姓敢消費，消費完了以后還有錢賺。

我們現在面臨的現實是舊的經濟均衡已經打破，新的均衡尚未形成。舊的均衡來自全球的縱向分工，美國消費、中國制造、資源國提供要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次貸危機把這樣一個循環給逆轉了，各國都在尋找自己的增長點，因為經濟要崩塌時救命最要緊。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是最有效的，政府花錢立竿見影，所以各國都采取了包括擴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內的需求管理政策。但是包括政策制訂者都清醒的認識到這只是個權宜之計，旨在為尋找將來的經濟增長點爭取時間。有些人認為，既然知道這些政策有副作用，為什么還要去做？我要說的是，沒有這些政策，經濟體就崩潰了。要知道，宏觀調控沒有最優級，任何情況下都是有諸多約束條件的次優級，并且在不同約束條件下的次優級往往不同。

十三五規劃提出要從需求側管理轉向供給側管理，不是否定需求側管理，而是因為需求側管理目前已解決不了我們經濟的核心問題。

第一，需求基本都已歸位，再刺激作用不大。次貸危機以來，出口從30%降到負增長，投資從30%降到10%，消費增長從20%下降到只有10%左右，經濟增長從14%跌到7%，最慘烈的下跌過去了。即使再刺激，可能也很難有太大的效用，這叫邊際效用遞減，所以我們要轉向。

第二，一方面需求不足，一方面醫療、教育、娛樂等大量需求得不到滿足。最有意思的是，“中國制造”滿足不了國內需求，中國人到美國買的襯衣是中國制造的，到日本買的馬桶蓋也是中國制造的，這是有效供給不足，能通過需求去解決這個問題嗎？顯然不能，那么要靠供給。

第三，我們正處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中國有可能實現彎道超車，這叫創新驅動，顯然靠需求也沒辦法實現的。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們才會看到供給管理被放在了一個更加重要的位置，是希望它能解決中長期靠什么增長的問題。

再進一步看，需要明確中國式的供給側管理，跟西方講的供給經濟學有何異同。在我看來相同點是都希望發揮市場資源配置效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但是不同點更值得關注。

首先是優勢，相對發達經濟體，中國的制度更不完善。這意味著通過改革釋放制度紅利的空間更大，比如價格改革、金融改革、國企改革……空間非常大，這一點是我們的優勢。

但還有一個劣勢，中國式的供給側管理并不是完全讓市場決定，原話是：“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就意味著在加強供給管理的同時還要守住經濟的底線，意味著不光2016年，未來5年或者相當長一段時間都會面臨這樣一個艱難的權衡。但如何讓實體經濟自我出清的同時又不觸及經濟增長不低于6.5%這個底線，在金融市場出清的同時也不出系統性的金融風險，這是個兩難問題。既要避免走老路，又要避免市場風險，誰都沒有經驗，這是宏觀調控者在相當長時間內面臨的挑戰，也有可能是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面臨的一大風險。

舊經濟有三大交易性機會

新舊經濟不同，供求矛盾不同，供給側管理的重點也存在顯著差異。供給革命革的主要是舊經濟和舊體制的命，因為它約束了生產力的發展。對于舊經濟來講我們怎樣做好供給側改革？我認為主要靠“盤活和消化”。我們要盤活兩個東西，第一是盤活國企國有資產。國有資產最核心的問題是投資回報率低，我們希望提供更高的投資回報。第二個要盤活的是銀行信貸資產。我們大概有90萬億的信貸資產，假如說信貸資產不盤活，那銀行的經營就容易出問題。

消化什么？一是房地產庫存，尤其是銷售不好，庫存壓力大的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庫存。二是制造業的過剩產能。什么時候盤活和消化任務完成了，中國經濟也就差不多可以告別最差。

舊經濟總體比較差，但供給側改革可能會帶來三大交易性機會，值得關注。

第一類機會是房地產。經過15個月的去庫存，房地產現在的去化速度大概是11個月，接近2013年的水平。為什么房地產去化速度比預期的要好，在我看來最重要的原因是今年銷售好，一直靠消化庫存來滿足了需求。這使得房地產總體形勢在傳統行業里面相對較好，如果國家再有政策刺激，房地產行業的風險有望進一步降低，房地產投資增速有可能觸底回升，房地產行業有可能率先正常化。當然一定要注意，這是在大的人口紅利拐點出現后的一次回歸，很難回到過去那樣的高增長。

第二類機會是國企改革。在我們看來，有兩個因素可能使得國企改革在2016年能夠有實質性的推進，第一個因素是財政壓力的倒逼。大家知道財政收入壓力非常大，在這種情況下就急需盤活國有資產充實財政資金尤其是社保基金，這是等不及的，越快越好，2016年要做。

第二個因素，2017年10月份左右要召開十九大，按照慣例地方政府領導班子在此前一年半左右的時間要完成要換屆，過去出政績是靠保增長，現在顯然行不通，那靠什么？一是靠創新，二是靠改革，尤其是國企改革，我個人認為會有一些地方愿意去推動國企改革。具體會有哪些地區呢？上海、廣東、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河北、重慶這些地方市場基礎比較好，國資改革體量也比較大，有代表性，值得重點關注。

第三類機會是銀行。假如說有一個制度安排，能通過類似98年剝離不良資產的方式，把政府應該承擔的壞賬剝離出去，或者通過大家基本都能接受的方式實現資產證券化，把90萬億的信貸資產盤活，那么銀行就獲得了再次發展的動力，它的效益肯定也會比預期的要好。

再講一講我們不看好什么，仍然不看好傳統制造業和大宗商品。按照我們目前了解的產能去化的節奏，傳統制造業去產能現在可能還是在中期，還沒有到尾聲。大宗商品產業鏈之間的傳導路徑往往是從需求端到加工端，到精煉端，再到上游的采礦。去化同樣是這樣一個邏輯，需求萎縮最先重創的是直接的制成品，其次是加工和精煉，最后是采礦。產能過剩沒有實質改變的話，大宗商品價格很難有趨勢性的機會。

新經濟風口在哪里

新經濟的供給革命主要體現為如何創造有效供給，來匹配沒有很好被滿足的需求和潛在需求。政府最應該做什么？我認為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打造一個有利于企業家的創業友好型的環境。比如說簡政放權，更多的財稅支持，知識產權的保護等等，“輕商重政”的理念需要改變。

其次是做一些國家該承擔的基礎性的研究。美國的國家實驗室、歐洲的國家實驗室取得的成績都是非常顯著的，中國也需要加快這樣一個實驗室的建立，習近平主席專門提到一些新的科技創新領域，包括航空發動機、量子通信、智能制造和機器人、深空深海探測、重點新材料、腦科學、健康保障等。這些代表著國家的科技實力，代表了國家的未來，單靠民營企業是不行的，只能靠國家做科技攻關。

再次是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方便新經濟投融資以及企業家分散風險。資本市場有非常好的一個功能，可以給資源、企業和企業家定價，這就有了示范效應，一批成功的企業家能夠通過資本市場實現財富的積累，實現自己事業的蓬勃發展，會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創業隊伍，所以我們看到過去兩三年尤其是十八大之后那么多人創業。政府做好這三點足夠了。

新經濟風口在哪里？我認為有三個，第一是文教娛樂醫療保健養老等服務型消費的機會。這個方面中國依然非常短缺，未來空間很大。

第二是智能制造和大數據。中國制造從大到強最核心的是智能化，而智能化的核心是數據化，因此我們非常看好智能制造和大數據。

第三，我們看好泛資產管理，包括在座的各位需求也印證了我們這個判斷。

理財和養老是未來非常重要的兩個趨勢。越來越多的人富起來，需要理財，資產管理還是有非常大的空間；而關于養老，國家給了一句話：家庭養老為主，機構養老和社會養老為輔，我們賺錢后除了消費，還要為未來養老做準備。

務必密切防范三個風險

最后講一下有哪些風險。

我們認為，有三種風險盡管出現的概率比較小，但一旦出現的話，對中國經濟包括資本市場的沖擊會非常大，需要及時防范。

首先是資金外流、匯率超預期貶值帶來的風險。2016年需要高度關注美聯儲加息。這兩天美元、歐元匯率波動比較大，罪魁禍首就是非均衡的貨幣政策，一方面是歐洲央行、日本央行在擴大量寬，另外一方面是美國率先復蘇，要提前退出。從過往經驗看，一旦美國啟動加息周期，尤其是持續加息，會導致美元進入上升周期，過去5次大的美元升值周期，美元升值對新興市場都是一場災難。

其次是階段性流動性沖擊的風險。大家可能會有疑問，錢這么多，還在鬧資產荒，為什么還有流動性危機呢？這就要看流動性的廣義和狹義定義了。廣義的流動性是潛在和現實的購買力，而狹義的流動性是手上的當期現金，如果1億資產里9500萬都是固定資產，只有500萬是現金，你的流動性其實只有500萬。

大家還記得2013年出現的“620錢荒”嗎？就是在流動性非常充裕的情況下出現的，股市被砸到1849點，都是因為恐慌，無論我手握多少現金，你給多高的利息，我都不借。如果要打破剛兌的話，這種情況(錢荒)很有可能在2016年再次出現。

第三個風險是地緣政治方面的極端事件，比如ISIS這種地緣政治危機的全面擴大。我在思考這個報告的時候，巴黎發生了恐怖襲擊事件，之后全球其他地方又發生了一系列毫無規則、超乎意料的事件，遠遠不是常人所能思維到的，你不招惹它它也可能招惹你，這種危險有沒有可能擴大？有沒有可能不是只限于中東、歐洲這些范圍？如果(波及到)全球的話，新興市場也肯定不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