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釋迦牟尼——黑暗夜空的電光
人類進入奴隸社會以后，較之野蠻的原始時代有了很大進步。這個時期生產力的相對發展，人們生活相對安定，人們的思維經過漫長的生活、勞動實踐，磨練得更為發達。可是好景不長，隨著奴隸主階級對奴隸的壓迫日趨嚴重，奴隸的反抗和斗爭也相應的更趨激烈，以沉默、怠工、逃亡為主的消極反抗形式逐漸發展到起義和暴動。這個時期，整個人類社會大多數人所感受到的不是幸福和快樂，而是恐懼和苦難。印度的佛教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大約從公元前14世紀開始，印度進入由雅利安人統治的吠陀時代。這個時代，相當于英雄時代（即軍事民主制時代）和國家開始形成的時期。雅利安人初到印度的時候，還過著部落生活，不過已開始走向解體，這一時代的主要特征就是頻繁的征戰，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階級的出現，最初的城市國家開始出現。到公元前6世紀，印度進入列國時代，由于統治階級的殘酷統治，平民和勞苦大眾反抗統治者的斗爭不斷興起。在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婆羅門教影響薄弱的后起的東方各國，各種新教派和新學說蓬勃發展起來，其中佛教影響最大。
佛教要求打破婆羅門教至高無上的種性特權以及它在宗教和知識領域的壟斷地位。因此，對其宣揚的神創四性說，特別是對婆羅門種性出自梵天的謬論，給予激烈的抨擊，把他們說成是愚蠢無識、虛假自稱，并力圖打破種性之間的嚴格界限，提出了眾生平等的口號。早期佛教的這些主張，是從剎帝利貴族和上層吠舍的利益出發，要求同婆羅門平等，但它同時反映了一般勞苦大眾反對婆羅門教，要求種姓平等的愿望。
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喬答摩。悉達多，公元前563年）相傳是古印度北部迦比羅國凈飯王的太子，據說青年悉答多養尊處優，16歲與同齡表妹耶輸羅陀結婚，但他不滿足于宮中的世俗奢侈生活。因為他看到大多數人是窮人，他們慘遭生活的痛苦和折磨，同時也發覺幸福并非只是富人的天命，而種種厄運也在包圍著他們。他發覺人都會生病，最后也都向死神投降。悉答多想，生活還應該有那么一種不是瞬息之間便被痛苦和死亡磨滅的東西。他29歲有了一個孩子后，決定拋開人世，竭盡全力去尋找真理，于是離開宮殿，丟下妻子和乳兒及一切財物，成了一個身無分文的流浪漢。他到處找人求教，探索解脫人生苦難的真理，為此，還在郁盧畎羅當了6年苦行者，進行極端嚴酷的苦修，以至身弱不支。后來他恢復飲食，恢復體力，獨自坐在菩提樹下苦思冥想人生的真諦，終于，有一夜，到黎明時他悟到了解決人生苦痛的辦法，成了菩薩（覺悟者）。
佛教學說總而言之可歸納為四點（即四諦）：其一為苦諦，即人生沒有幸福可言，世俗人間的一切，本性都是苦；其二為集諦，指造成人間人生痛苦的原因是人的自私和貪欲；其三是滅諦，指斷滅世俗諸苦得以產生的一切原因，是佛教修行要達到的目的，“解脫”、“涅槃”是佛教的最高理想境界；其四為道諦，指擺脫自私、貪欲的一切理論說教和修習方法，被稱為“八正道”，即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增進、正念、正定。佛教因此形成了龐大的理論系統。
釋迦牟尼死后，隨著佛教的發展，其學說日益紛紜。大約至公元前后，大乘佛教興起，它貶稱原來的佛教為小乘，從此佛教有大小乘之分。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佛教開始傳入我國的中原地區。后經歷東漢、魏晉至南北朝，佛教開始盛行。此后佛教又傳入朝鮮半島和日本。作為探討人生意義和歸宿的佛教一經產生，其支派就越來越多，理論也越來越復雜，人類對它的認識也逐漸深入。馬克思在《黑格爾哲學批判導言》中說：“宗教里的苦難是現實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佛教也不例外，從階級斗爭角度看，它同樣有麻醉人民、削弱斗志的作用。但從歷史角度看，我們卻不能要求釋迦牟尼在他那個時代就具備科學的階級斗爭觀點，就能看清人類的發展大勢，也不能要求當時的平民、奴隸統統拿起武器，喊著武裝奪取政權的口號為建設美好平等的社會而斗爭。當時的佛教既然能夠產生那么大的影響，說明了它的歷史適應性是很高的。它是人類在孤苦無助、在黑暗和邪惡的重壓下，在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的無奈情況下所抓住的一葉方舟，是剛步出愚昧時代的黑暗夜空中的一顆明星，是人類思維之樹開出的第一朵思考人生的智慧之花——雖然這種思考還不科學，它首先以最大的理解來安慰當時那個絕望的社會中絕望的人們，這種理解和安慰對當時沒有絲毫幸福的奴隸和其他下等人是彌足珍貴的。因為，他們在當時的社會情況下，除了要承受砍頭、酷刑、皮鞭等種種折磨的苦難外，還要承受對兇神惡鬼，惡劣的生活環境和病痛死亡的恐懼，現實生活對他們沒有一點幸福可言。他們的大多數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但要談反抗、斗爭，談流血，多數還是談虎色變。他們的覺悟和膽量既沒有現代覺醒了的無產階級的高度，也沒有陳勝、吳廣領導的起義農民、斯巴達克時期奴隸的高度。他們迫切需要逃避現實的苦難。他們對苦難的害怕由于思維比較發達，遠遠甚于原始人類和動物。所以，釋迦牟尼的說教作為安慰劑，作為沒有辦法的辦法，對他們確實是難能可貴的。作為個體人才來說，他能夠舍棄富貴的生活，體味人間的苦難，并能夠站在宇宙的高度，思考人生的大問題，也是有積極意義的。
首先，他提出“眾生平等”，這在當時等級森嚴婆羅門教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是需要很大的膽量的，這種明確地否定奴隸等級制的說法是對舊勢力的一種空前的挑戰，意義是十分深遠的。他的學說中的“多苦”并不只是針對窮苦人說的，有錢的人、富貴的人，同樣逃脫不了生老病死的苦難，逃脫不了怨、憎種下的惡果。停止他們的罪業，修正他們的惡行，同樣是佛教所希望的。雖然這種希望等于幻想，但從建設美好的人類社會高度來看，也不是沒有價值的。因為，即使現代人類也沒能徹底解決上述問題，而且還困惑其中，不能自拔。所謂“人生沒有幸福可言本性都是苦”這一條，正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當時苦難的社會現實。但苦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們現在可能要說生產力——科學不發達，社會制度不美好，階級壓迫和剝削十分殘酷，但對人類早期的思想者來說，還很難悟到這一點。他們觀察和悟到的就是人類的“自私自利和貪欲”。自私自利和貪欲是私有制社會造成的，和人的一些生存本能也有聯系，他認識不到這一點，所以只有揚湯止沸，要鏟除這苦和惡的土壤，通過修行“八正道”擺脫自私和貪欲，達到解脫、涅槃的境界。這種學說，在當時應該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佛教的“四諦”有著很深奧的哲理，除去時代的局限性外，通過修訂，可能能為現代社會服務。至于其中的今生來世修佛成佛的說法，事實上不會存在，但從現代心理學和醫學角度來看，可能是解脫大痛、大苦甚至醫治某些疾病、強身建體的一種趨向科學的方法。甚至在這樣的專修（禪定）之下，的確能夠出現想象中的“極樂世界”，使人得到極大的安慰，一種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的安慰。在特殊情況下，這種安慰可能是十分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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