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葓爾:陳帥佛大師......

    宋雨哲:天下大師之多,唯陳帥佛不是,我和中國風水協會工作人員從未說過陳帥佛是大師.

    成葓爾:網絡上這種稱謂很多?

    劉芮冰:陳帥佛很忙,他65歲了,基本不上網,有空他就會陪女兒陳帥君玩.

   貝因仁:陳帥佛怎么理解人生?
    宋雨哲:人生不過一場旅行，你路過我，我路過你，一個人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就像知道自己的面孔一樣。知道自己的角色，才不會把身份、地位誤認為是人生的全部；清楚自己的位置，才不會目中無人或者妄自菲薄。人生，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都不是很明確，或者說總是說不太清楚。其實這就對了，沒有誰能用幾句話真正把人生說明白的，因為每個人對于人生的認識都是不同的，都有自己的側重點；在自然界這個復雜的環境中，我們每個人都在掙扎中撰寫自己的人生。

    成葓爾:什么是敬畏?

　宋雨哲:敬畏不同于恐懼。恐懼是一種本能，它是靠直覺瞬間產生的，所恐懼的對象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敬畏的形成是人們始終處在“清醒”而又“戒懼”的狀態，運用理性思索功夫產生的一種心理情懷，是對恐懼的哲學升華。敬畏由“敬”與“畏”兩種情感組成，“敬畏”有別于一般的“敬”，也有別于一般的“畏”。“敬”某事物卻未必“畏”某事物，比如我們尊敬、敬愛老人，并不是害怕老人。同樣的，“畏”某事物亦未必“敬”某事物，比如我們害怕老虎，但是我們并不敬重老虎。只有敬中有畏，畏中有敬，方能體現敬畏意識的真諦。敬與畏并不是對立的，甚至從某個角度上是可以相通的。朱子講“敬只是一個畏字”，敬的引申義中就包含畏，而畏的引申義中也包含敬，比如“后生可畏”(《論語·子罕》)就是指年輕人令人敬佩的意思。因此，敬畏正如蒙培元所說的，是“敬畏相連，敬中有畏，畏中有敬”。敬畏意識不能簡單地被理解為將敬與畏相疊加，而是將二者相融通。
   貝因仁:為什么敬畏?
   宋雨哲:敬畏缺失已成為當今社會一個無法回辟的問題。敬畏缺失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第一，經濟基礎。隨著我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以血緣性、鄉土性為特點的熟人社會逐漸解體，社會成員的流動性加劇，熟人社會對人們的約束力越來越小，因此人們的敬畏意識也就隨之越來越淡薄了。第二，意識形態。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在打擊封建禮教的同時，也把人們對傳統道德的信仰給打破了，導致了人民無所適從，老百姓心目中的圣靈、權威瞬間崩塌，敬畏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后來的十年浩劫更是席卷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后果。什么“天不怕，地不怕”、“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種“大無畏”意識將革命元勛、章程制度、學術權威等統統推倒。這種失去理性的狂熱在給我們民族帶來巨大災難的同時，也讓人們失去了敬畏之心。 敬畏對于我們的道德養成，對于我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都有重要的意義。朱熹就特別重視敬的功夫，他認為：“敬之一字，真圣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晦庵集》卷四十）“敬字工夫，乃圣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朱子語類》卷十二）明代內閣首輔張居正曾經說過：“志成于懼，而荒于怠。懼則思，思則通微；懼則慎，慎則不敗。”他把有所“懼”，看作實現人生志向的基本前提。當然，這個“懼”并非是指畏懼艱難困苦的懦夫心理，而是對人生、命運及規律的敬畏之感，以及在事業上“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小心謹慎之意。做人做事，尤其是為官從政必須心存敬畏，慎用權力。“畏則不敢放肆而德以成，無畏則從其所欲而及于禍。”周恩來總理常告誡領導者要始終保持一種“總覺得自己對革命有所欠缺，總覺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滿意”的心理狀態。這種心態，就是領導者的“敬畏”，是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事業心。
   成葓爾:敬畏什么?
   宋雨哲:敬畏必須有特定的對象，而且這個對象還不能是一般的事物，必須是關乎生命本質以及人們安身立命的，具備神圣性和超越性。康德說，我唯一感到敬重的就是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孔子講，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論語·季氏》）。孟子說，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盡心上》）。荀子對敬畏的內容作進一步提煉：“天地者，生之本也；祖先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荀子·禮論》）后來儒家以此又概括出“天、地、君、親、師”五者為敬畏的對象。宋朝賈易指出，為官從政須有五畏：“一曰上下相蒙，而毀譽不得其真；二曰政事茍且，而官人不任其責；三曰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四曰人材廢闕，而教養不以其方；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宋史·賈易傳》）同志曾說，領導干部“一怕黨，二怕群眾，三怕民主黨派，總是好一些”。

　　總之，應該敬畏的對象有很多，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1、敬畏自然

　　人類知識的有限性面對宇宙自然的無限性，必須敬畏。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自然無論從時間上還是空間上，都具有無限性。盡管人類的科技越來越發達，對自然、太空了解也越來越多，但是面對自然的無限性，人類還是十分渺小的，所以，自然不得不敬畏。

　　人類能力的局限性面對自然規律的不可抗拒性，必須敬畏。荀子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又說：“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面對著不可違背的自然規律，人類只有遵循規律，把握規律，而不能違背規律，否則就會受到大自然的懲罰，現在的一系列生態危機，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所以，自然不得不敬畏。

　　2、敬畏生命

　　敬畏生命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

　　第一、生生大德

　　四時代謝、云行雨施、品物流形……這些尋常的自然現象中蘊含著生生不已的生命意蘊，孔子“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就流露出對此生生之機的由衷贊嘆。《周易·系辭》則進而明確提出了“生生大德”的倫理命題：“天地之大德曰生”，后代儒家更是持此觀念，理學集大成者朱熹認為：“天地別無勾當，只以生物為心。天地全是一團生意，覆載萬物。”將“生生”定性為“天地大德”，則意味著在儒家看來，“生生”是宇宙間必然和普遍的規律，那么珍視生命是必須的。

　　儒家還以仁釋生，周敦頤的“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朱熹“只是從生意上說仁”，在他看來“仁”的意思就是“生生”：“仁是天地之生氣”。以仁釋生，使“生生大德”在必然性之外，又增添了倫理上的意義。換言之，“生生”不僅是宇宙間的法則，也是道德上的至善，是“大德”。這樣，珍視生命就不僅是必需的，更是正當的，因為它是天道，是來自形而上的絕對命令。

　　第二、愛惜物命

　　早在孔孟那里，儒家就已表現出對萬物的惻隱之心和“無傷”的悲憫情懷。孔子《論語·述而》“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就是這一思想的體現。孟子則認為人人先驗地具有好生惡死的“惻隱之心”。有一次，齊宣王本擬用牛作犧牲來祭祀，后來看到牛臨死前的恐懼和顫抖的樣子，于心不忍，于是就換了一頭羊，孟子說這種情感就是仁:“無傷也，是乃仁術也。……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梁惠王上》）

　　后世儒家更是發揚了這種思想，尤以張載的“民胞物與”思想最具代表性：“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張子全書》卷一）所謂“民吾同胞”，意思是說將所有人都看成我的兄弟姐妹；而“物吾與也”，則意為將萬物看成與我同樣的生命存在。

　　對人之外的生命尚且如此重視，對人的重視就更不用說了。萬物之中，人是天地之間最偉大、最杰出的生靈，“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王制》）。人的生命是至上的，所以，當馬廄失火時，孔子“問人不問馬”；當生命安全與禮節發生沖突時，孟子毫不猶豫的認為:“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生命是至上的，所以就是不可剝奪的。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論語·顏淵》）即使對“無道”之人，孔子也反對殺，可見他對生命的維護。孟子對恣意妄殺，草菅人命的行為更是深惡痛絕，“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離婁上》）。

　　3、敬畏人民

　　中國歷來就有敬畏人民的優良傳統，早在上古時期就認識到人民群眾是國家穩固的根本，《尚書·夏書·五子之歌》載：“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周初政治家目睹了曾經不可一世的殷王朝頃刻間瓦解，周作為諸侯國革了商人的命，周人充分認識到了人民群眾的重要性，為了保護王權，提出了“敬德保民”。孟子更是提出了民貴君輕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類的一切文明無不是人民所創造的，人民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所以，作為執政者，更應該敬畏人民，“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只有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

　　陳帥佛認為:敬畏是一種美德，而無所畏懼常常是破壞的根源，是社會發展和進步的災難。當代中國人應該重塑敬畏意識，盡快形成對生命、法律、道德等的敬畏之心。公務人員掌握著人民所賦予的權力，敬畏與否，事關重大，相比普通百姓來講，更需要敬畏。俗話說得好“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不到”，“頭上三尺有神靈”，其實人的一生總要怕點什么，這就是中國古代的“相克”。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不相克，也就不相生，只有心存敬畏，才能防止心靈和道德的滑坡，才能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