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自李劍宏著《王權論》第四章第一節
　　多國君王曾就如何行政請教孔子，孔子則針對不同的對象作出不同的回答。魯哀公就如何行政的問題請教孔子時，孔子說：“好的行政在于選用賢才。”子貢向孔子詢問原因。孔子說：“魯哀公有三個大臣，他們對外阻礙和拒絕來自四方諸侯國家的有志之士，對內勾結在一起愚弄他們的國君，將來導致宗廟無人打掃、社稷之神無人供奉的，一定是這三個人，所以我對哀公說‘好的行政在于選用賢才’。”（據《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節譯）
　　在《韓非子•難三》篇中，韓非子認為孔子對魯哀公的回答是亡國之言。孔子用“選用賢才”去告誡哀公，這不是有實際效果的見解。假如哀公知道那三位大臣對外拒賢對內勾結的事實，他們三人就連一天也不能在哀公的朝廷里呆下去。問題的關鍵在于——魯哀公不知道選什么樣的賢才，他只是選自己所認為的賢才，那三人之所以得以重用，恰恰是魯哀公認為這三個人是賢能的人。
　　韓非子就此舉例說：燕國國君噲認為子之這個人賢能而荀子不是賢能之人，所以他最后被子之弒殺；夫差認為宰嚭有才能而伍子胥無才能，所以被宰嚭花言巧語所誤，最后被越國所滅。魯君不一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賢才，而孔子用“選用賢才”去告誡他，這等于是讓哀公去坐受夫差、燕噲那樣的災難。
　　韓非子提出的辦法是：真正賢明的君主從不主觀地選拔大臣，而讓實際政績去薦舉大臣；從不主觀地判斷誰是賢人，而讓實際政績來展示誰是賢人。根據其職務來考察工作情況，根據其工作情況來測試工作能力，根據其工作能力來要求實際政績，所以群臣能夠公正無私，不阻擋賢人，不推舉無德無能的人。這樣君主在選用賢才方面還會有什么勞苦呢？
　　韓非子認為：對于不同君王對如何行政的回答，只要一句話就可以免除他們的憂慮：明察下情。明察下情就能把奸邪禁絕在微小的階段；禁絕在微小的階段，奸邪就不會積累，沒有積累，就不會勾結；不勾結，就公私分明；公私分明，幫伙就會解體；幫伙解體，就沒有對外拒賢和對內勾結的憂慮。同時，明察下情，就能看透事理；看得透，就賞罰分明；賞罰分明，國家就不貧窮。
　　韓非子對這一問題實質的把握是相當深刻的。實際上，后世帝王也往往發生類似的錯誤。據《資治通鑒•卷第二十九•漢紀二十一•孝元皇帝下》記載：西漢孝元帝劉奭為人“牽制文義、優游不斷”。所謂“牽制文義”，是中國古代史官用這個非常文雅、含蓄的修辭來批評他是一個書呆子，只會夸夸其談、紙上談兵，缺少治理國家的務實精神，不具有韓非子所指的“形名參同”考核官員的求實本領；所謂“優游不斷”，就是臨事猶豫，遲遲不能決斷，導致好事被耽擱，好人廢置在野，壞事積弊日久而不能除，明知讒佞在朝卻不罷黜，由于“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最終釀成“讒佞用權”、“黨親連體根據于朝廷”。事實上，他的父親漢宣帝也曾對他有過定論。據《資治通鑒•卷第二十七•漢紀十九•中宗孝宣皇帝下》記載：劉奭做太子時，曾說他父親宣帝“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生氣地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并嘆息著說：“亂我家者，太子也！”漢宣帝對劉奭缺乏雷厲風行、殺伐決斷的硬朗手段是非常擔心的。
　　果不其然，孝元帝劉奭即位以后，重用奸佞之臣石顯，“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石顯此人“久典樞機，明習文法”，是在中央政府機關長期擔任要職的人，故而做事玲瓏巧慧、機心深沉。在這批讒佞之徒的把持下，很快出現了諸多天災人禍，以致民不聊生。著名易學家京房見國是日非，就把災異和易學聯系起來，向元帝進言說：“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這番話是非常有深意的，實際是通過災異和政治相聯系，嚇阻元帝不再以毀譽來選拔官員，而是用“形名參同”的辦法按照臣子的真實政績來任免官員。這一策略性的主張果然得到了元帝的同意。
　　這時候，易學家京房和元帝發生了一次意味深遠的對話，對話內容層層相扣，京房對元帝循循善誘，頗有柏拉圖《理想國》論辯的風采，堪稱“千古之論”：
　　京房問元帝：“周幽王、周厲王為何會處境危險，他們重用的是什么人？”
　　元帝回答：“這兩個君王昏庸，任用的人巧言令色、奸佞邪惡，所以導致自身處境危險。”
　　京房說：“任何人都知道任用巧佞之人國家就會發生危亡。這兩個君王任用這樣的人，莫非他們當時以為這些人都是賢人嗎？”
　　元帝回答：“他們在當時的確以為這些人是賢能之人。”
　　京房問：“那么為什么現在知道這些人不是賢能之人呢？”
　　元帝回答：“因為后來國家大亂而君王遭遇了危險才知道的。”
　　京房說：“任用賢能之人治理國家，國家必然大治；任用不賢能的人治理國家，國家必然大亂，這是必然的規律。周幽王、周厲王為什么覺察不到這些人都不是賢能的人，為什么不重新改任那些真正賢能的人，以至于后來發展到亡國亡身的地步呢？”
　　元帝回答說：“這些亡國之君，都認為自己的臣子是真正賢能的人；如果他們都能夠覺察到自己所用的并非是賢能之人，這天底下哪里會有亡國之君呢？”
　　京房說：“齊桓公、秦二世胡亥也是對周幽王、周厲王這樣的亡國之君嗤之以鼻的；但是他們卻任用了豎刁、趙高這樣的奸佞之人，政治局面越來越混亂，漫山遍野都是強盜和偷竊者，為什么他們沒有預料到自己會發生和周幽王、周厲王一樣的亡國亡身的結果呢？”
　　元帝說：“只有懂得天地治理之道的人才能夠預知未來啊！”
　　京房于是脫掉帽子，跪在地上說：“《春秋》一書記錄了二百四十二年的災異之事，以此警示后世的君王。現在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災、旱災、蝗災，人民遭受饑餓和瘟疫，盜賊遍地都是，監獄住滿了犯人，《春秋》所記述的所有災異之事在現代都已經全部出現了，陛下認為現在是治世，還是亂世呢？”
　　元帝說：“是亂世啊，這還用說嘛！”
　　京房說：“那么現在您重用的人是誰？”
　　元帝回答：“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我覺得似乎是這個人造成的，又似乎覺得不是這個人造成的。”
　　京房說：“歷史上那些亡國之君，都是像您這樣想的。我擔心后世看您今天，就像您看歷史上的亡國之君一樣啊！”
　　元帝沉默良久，問：“現在亂我國家的人是誰？”
　　京房回答：“圣明的君主自己知道。”
　　元帝說：“我不知道啊，怎么辦呢，怎樣辨別這個人呢？”
　　京房說：“您最信任的，能和您一起在密室謀劃的，有權力任免文武百官的人就是了。”這就非常明確地點明是石顯。
　　元帝也明白了京房所指的人是石顯，說：“我已經知道是誰了。”
　　但是，這番對話結束以后，元帝仍然沒有罷退石顯。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卷第二十七•漢紀十九•中宗孝宣皇帝下》記錄了這段對話之后，氣憤地加了一段評語說：“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不雖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觀京房之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直矣，而終不能寤，悲夫！”氣歸氣，司馬光還是要把《資治通鑒》寫完的。但是我們通過這段對話已經非常清楚地明白一個道理：國家有亂，必有奸臣；君王昏庸，自己成“壅”。君王昏庸，沒有治理天下的手段，那一定是被臣子所玩弄和利用的。
　　那么，“奸”的官員在官場都有哪些具體表現呢？通過《資治通鑒》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九點官場處世術：
　　一、開會時提出建議，只列出事實和理由，讓決策者自己決定，以避免和決策者面對面地發生爭執，引起決策者的不快，即所謂不要“面折廷爭”；
　　二、請示任何問題，只要決策者認為不可，就不再堅持；
　　三、評價其他官員，無論公私場合，都贊揚別人的優點和長處，擺出一副看淡名利、與世無爭的樣子，掩飾內心對他人的憎惡；
　　四、和其他人一起就某個問題提出一致的主張時，先讓別人發言，而自己隨后補充，以防出現預料不到的情況；
　　五、外表寬厚隨和，實際心機很深，凡是曾經關系不合的人，不論關系遠近，雖然裝作友善，后來終究要予以報復；
　　六、在開會場合，就像不會說話的人，不在公開場合發表獨立見解，以免遭到眾人的嫉恨，而私底下見到決策者時，言語非常切直中肯，毫不避諱，向決策者展現自己的才華能力；
　　七、在官場拉幫結派，對小集團內部的人十分親近厚待；
　　八、達官顯貴之門不辭勞苦地造訪；
　　九、處危難之境，一定小心謹慎，不亂說一句話，不亂寫一個字，作出俯首聽命、無怨無悔的樣子，內心悲憤、外表恬靜，咬緊牙關度過艱難時刻，以求死灰復燃卷土重來。
　　君王若要辨別奸邪，必須借助“術”。哪怕是非常聰明的政治家，也必須要借助一定的手段才能識別人才。《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九十三·唐紀九·太宗文武大圣大廣孝皇帝上之中》記載了一段非常深刻的對話：
　　李世民問房玄齡等大臣：“隋文帝楊堅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回答說：“隋文帝勵精圖治，每天從早到晚議政，吃飯很簡單，性情雖然不夠仁厚，但也算得上是有為的君王。”李世民說：“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為人‘不明而喜察’，‘不明’就覺察不到那些奸邪之人的行為和妨礙政治的不便措施，‘喜察’就好懷疑別人，所有事情靠自己決斷，而不依賴群臣。天下如此廣大，不得不日理萬機，就算非常勞苦耗神，怎么能做到每件事都正確呢？群臣既然了解了隋文帝的獨斷專行，就不敢對處理不當的事情提出意見了，所以隋朝二世而亡。我和隋文帝不一樣，我任用天下最優秀的德才兼備之人才，按照能力大小授予官職，讓他們操心管理天下眾多的事務，再由宰相把關，對國家大政方針深思熟慮，然后才報告給我。群臣有功，我就賞賜；群臣無能，我就懲罰，還有誰敢不盡心職守，天下怎么能不得到好的治理呢？”
　　隋文帝因為對臣子雖然心存懷疑，卻沒有能力證實他們瀆職，不得不自己操作所有政治事務，結果導致種種政治弊端，喪失了政權。李世民僅用用“二柄”和“形名參同”思想，就實現了“貞觀之治”，這即是君王用“術”最經典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