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衛浴網】黃亞生，現任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學院教授。1987年至1989年間任世界銀行顧問，同時任教于密歇根大學。1997年，加入哈佛商學院，任商業、政府和國際經濟副教授。
近年來，黃亞生對中國及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發展研究頗有建樹。
日前，在波士頓的麻省理工大學，黃亞生教授接受了記者的獨家專訪，為廣東中小企業的轉型出謀劃策。
廣東出口企業調整：培養內生型技術出口企業----陶衛行業可借鑒
記者：您是麻省理工中國實驗室項目的主要負責人，并長期關注中國及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發展。而廣東又是中國中小企業相對集中的省份，您在近幾年對廣東中小企業問題的研究中有何新發現？
黃亞生：談到廣東中小企業，很多人都會研究在金融危機之后它們做出的反應，是不是遷移出去了，是不是上品牌了。廣東地方政府更關心由于廣東制造業的成本上升，外面的需求也在改變，這種情況下，廣東中小企業下一步該怎么走的問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早期提出的“騰籠換鳥”就強調了政府的推動作用。
實際上，從2008年開始，麻省中國實驗室每年都會去廣東企業進行調研。今年3月我們實驗室啟動了對廣東中小企業調研的一個項目，通過和廣東東莞等地地方政府合作設計問卷調查，把“中小企業怎么走”這個題目具體化。
記者：數據調研的結果是什么？在提高競爭力方面，廣東企業需要在哪些方面改進？
黃亞生：詳盡的統計結果現在還沒出來。但就中國的發展方向來講，廣東地區非常重要。不僅因為它經濟總量大，而且是廣東給全國帶來龐大的就業機會，吸納了幾千萬人的就業。
在我看來，廣東和浙江都是符合市場經濟的地區，帶來的是福利的發展方式；另外一方面，廣東的出口在國際市場上站穩了腳，說明廣東產品是有競爭能力的，但是并不能說明廣東的經濟發展方式是一成不變的，因為外部環境變了，廣東企業現在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
然而并不是每家廣東企業都能保證其競爭能力，市場經濟是有“創造性的破壞”。看企業有沒有新的創造性，對廣東企業我還是具有一定信心的。當然這需要政府起到關鍵作用，為什么低附加值的企業還能在廣東待下來，和土地價格很有關系，它是非常重要的調節工具。
記者：正如您所言，外部環境變了，廣東經濟的發展方式正在轉變。受到歐美經濟不振影響，首先沖擊的就是廣東出口企業，面對出口訂單的縮減，廣東企業未來該如何調整以保持優勢？
黃亞生：很多人一說到出口企業，心理上首先肯定它就是低科技的，這是非常沒有根據的。像韓國，大部分都是出口企業。日本的豐田，本田等知名品牌，那些最有技術能力的企業全是出口企業。所以廣東的困惑不是出口，而是為什么有大規模的出口能力，但是沒有成為“內生型”的技術出口企業。
困惑原因不是貸不貸款的問題，而是中小企業的產權沒有保護。試想如果沒有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一個私人企業主，為什么花大價錢來創造新的技術。
廣東經濟增長已經持續了20多年，但是目前還需要多在軟環境上下功夫。雖然這兩年廣東地區城市工資增長較快，但是從數據來看，從上世紀90年代到2008年，廣東的農民工工資卻增長很慢。如果沒有給工人福利和工資增長的話，企業家肯定沒有發展技術的這種積極性。
廣東轉型升級：提高當地工人待遇最重要
記者：結合您這些年調研過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有沒地區的先進經驗可供廣東借鑒？
黃亞生：比如巴西。提到這個國家就讓我想到行業協會。在巴西對中小企業的支持是行業性的。像微型貸款，在中國，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不放心，覺得不可靠沒有良好的信用。
但是行業協會可以起到來代替信譽的一種作用，做集體擔保。但是要注意行業協會不能成為政府的下屬單位，而是真正意義上的行業協會。從歷史上來看，韓國和臺灣企業，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都有強大的行業協會，可起到信息提供，貸款，擔保的作用。而目前我國行業協會都沒起到專業性上的作用。
記者：那么您認為廣東在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是什么？
黃亞生：廣東在轉型上要考慮的問題，我認為首先是福利的問題。不只是你們談“招商引智”，引進高學歷海外人才這個層面。最重要的是提高當地工人的待遇。我在東莞調研時，發現這些農民工給東莞創造了這么大的價值，但是他們的小孩上學卻沒有解決。我在2009—2010年間，在廣東也做過農民工調查，發現他們的人均工資是沒有什么增長的。
最近有很好的經濟學研究表明，為什么工業革命產生在英國，就是因為英國當時的工人工資增長快，需要生產程序機械化進行替代，從中就產生了技術革新的積極性。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行業內遷。比如麻省所在的波士頓，是從19世紀產業開始內遷，開始是發展紡織業，勞動成本上升后，就開始做汽車零配件，然后又到電子。是一個行業離開，另一個行業進來的更新換代過程。
然后再來看廣東，比如20多年前制鞋業發達，然后開始發展電子產品，汽車零配件。現在廣東有電子的同時，卻還在生產鞋和襪。不是產品更新換代的過程。廣東的電子行業實際上和紡織差不多，沒有技術內涵，因為廣東企業對農民工是壓迫性工資的增長，也就壓迫了技術創新的積極性。
高端人才引：技術升級應從企業內產生
記者：您剛才談我們不能單純靠“引智”，生產要素中對勞動力資源的調動上您有沒有更好的建議？
黃亞生：廣東有這么大的加工群體，但有個假設卻是不正確的，就是技術升級是一種外生而不是內生型的。它更愿意相信升級是一個重點大學的院士，或是海外人才帶來的。
其實技術的更新是企業自身完成的，比如日本的企業。像波士頓和硅谷等地是靠科研支撐的，但不是靠某個知名教授，而是有斯坦福這樣的大學。“引智”也有反面的例子，比如新加坡當初的升級，就是從麻省引進教授，現在看效果不是很好。政府想推基礎研究，要有思想準備。20個項目可能只有一個項目成功，政府能否承受這么大損失。
廣東具有豐富的加工團體資源，我想內生型技術團體理應從加工群體中產生，同時企業家作為促進技術升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記者：中國國務院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重點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請問在美國多層次資本市場下，是如何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
黃亞生：中小企業在美國都是政府出來給擔保，但是大企業政府則不管。這在中國恰好是反的。中小企業貸款這么多年沒解決，在銀行就有很高的技術難度。
中國民間金融的開放直接反應出中國金融體制上的問題。最有效率的企業是金融不支持的行業，比如私人企業，由于他們的需求大，必須走地下金融。而地下金融則增加了金融風險，是個惡性循環。
美國的多層級市場中我要解釋這樣兩個概念。美國的金融危機不是銀行造成的，是投資銀行，保險公司等。美國銀行是受政府監管，不存在什么暴利的。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弱化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崇尚自由經濟，某種程度來講給后來造成了負面的影響。
所以銀行的問題該和中國的現象區分開來，美國銀行不是壟斷上的問題而是監管上的，而中國的國有銀行資金壟斷的暴利正在犧牲社會福利。幸好中國有出口，解決了一批就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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