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來，改革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口號。近段時間以來，加快或深化改革已經不僅成了民間和媒體，而且也是一些高層領導的呼吁。當然，改革在官方在民間乃至在不同的人那里其實各有不同的含義。因此，今天的問題與其說要不要改革，不如說是改什么，怎么改。

　　放大一些說，現在幾乎全世界都在談改革。但對改革的理解人們則相當不同，這是許多已經陷入困境的國家變革起來也阻力重重的原因。各家有各家的難處。中國的難處究竟在哪里，如何破局，是對當代中國人的挑戰。胡子眉毛一把抓，不能破解復雜系統。故下面區分領域和問題，聚焦主要矛盾，剖析分歧與共識，從而探尋改革的空間和通道。

　　中國改革是從經濟體制起步的，1984年中央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和1992年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是經濟體制改革兩個標志性的轉折點，大體上結束了經濟體制改革初期在方向上的搖擺和分歧。

　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現在經濟領域的爭論，一種是屬于方法和策略上的，這屬于見仁見智，各國都有，永遠存在。一種是實質性的分歧。也有兩類情況，一類主要不是經濟問題，是更基本的問題，只能到相應領域才能真正厘清。二是關于經濟改革本身的取向，原本似乎方向一致，現在變成矛盾的焦點。

　　細究下去，原先的一致，是從計劃經濟走出來的市場導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當時很突破很振奮人心的口號。雖然也許人們的心思從開頭就有差異和不同，但在相當一個時期中，這是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旗幟。

　　今天，各種產品的價格基本市場化了，剩下少量的能源公用事業的價格要繼續改革也沒有分歧，只是如何平衡通貨膨脹的壓力，平衡城鎮居民對這類產品和服務價格調整的抵制，并不是一個簡單的要不要或敢不敢改革的問題。

　　甚至，生產要素的價格市場化，金融市場進一步自由化，在方向上也沒有大的分歧，只是如何兼顧國內經濟和國際市場的風云變幻，如何權衡搞活金融與防范風險的關系，從而審時度勢，精準決策的問題。

　　現在爭論最多的，浮在表面的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和邊界問題，分歧的實質則是市場的產權基礎，其中主要是城市的國企問題和農村的土地問題。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和邊界是全球性的問題。西方經濟學的入門教科書都會說明，現代經濟是政府與市場的混合經濟。這在統計意義上也是正確的：現代西方國家由政府支配的收入大體占一個國家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政府的份額和作用是大一些還是小一些，各國均不相同，各有利弊優劣，難以分出高下。

　　如北歐國家政府份額很大，但政府為人民做的事也多，收支平衡，情況尚好。美國政府的份額小些，但以小博大入不敷出，財政赤字驚人，麻煩不小。正因如此，在現代西方國家乃至主要新興經濟體國家，極端國家主義或極端市場主義都沒什么市場。真正的挑戰，是選擇適合自己國情和經濟發展階段的政府與市場的恰當混合。

　　中國的情況有相當的特殊性。我們從政府包攬一切的計劃經濟走來，市場取向的改革在初期備受阻撓和歷盡艱辛，政府權力過大和過于集中的問題至今也并未真正解決。

　　因此一段時間以來，市場化已成為方向和正確的代名詞。市場的極度推崇者，干脆將市場的邏輯理想化地歸納為通過使別人幸福而使自己幸福，反之則稱為強盜的邏輯；由于政府都是通過強制的征稅權生存，又是通過強制力去實現自己的意志，奉行的顯然不是市場的邏輯。

　　顯而易見，這是非白即黑的兩極化推斷。這樣我們就在政府權力還沒得到有效約束前，又要回答“市場是否就是替代方案”的問題。

　　當然，如果市場的邏輯真那么美好和有效，問題就相當簡單了：人們干脆選擇一個沒有或極少政府的市場社會，就可免除一切煩惱。可惜這不是真實世界。至少從1930年代以來，即便在從來以個人自由著稱的西方發達國家，政府的規模與作用都在顯著擴大。根本原因是，市場本身的運行，需要有外部強制力去維持秩序和公正，以防范市場交換中人們自身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的兩面性。同時，也是由于廣泛存在的外部性和市場競爭內生的壟斷大大限制了市場運行的范圍和有效性。

　　從邏輯上說，小商品生產者的自由競爭是市場運行的理想狀態。但在18世紀中小商品生產的鼎盛時期，市場既受制于封建枷鎖和行會壁壘，也受制于交易規模和生產能力，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真實生活都并不美妙。因此，市場的內在邏輯就會導致生產的積聚和集中，進而推動市場規模與邊界的擴展，這就是資本主義給市場經濟帶來真正繁榮的歷史過程。

　　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中，誠如馬克思所說，平等不再存在于生產者之間，而是存在于同等規模的資本之間。規模經濟、人皆渴望的對壟斷性利潤的追求、信息不對稱和品牌效應等等都推動寡頭的產生。相對而非絕對壟斷的寡頭競爭，成為現代市場經濟的主要特色。

　　寡頭所享有的一定壟斷權力和壟斷利潤，使他們不僅有能力滿足消費需求，而且有可能從事巨額前瞻性的研發和投入，從而能引導和創造需求。消費者在得到極大滿足的同時，也在被誘導甚至誤導。

　　回過來綜觀歷史，生存競爭和人性的機會主義，決定了市場發展的每一階段都不是謙謙君子的，市場的邏輯和強盜的邏輯從來貫穿其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馬太效應和它一次次毀滅性的重生，導致了對市場的外部干預和監管的必要性。這樣，即便為了市場本身的秩序和發展，政府的角色就一直如影隨形。

　當然，政府并不是一個省油的角色，它在解決問題的同時，也在制造問題。這不僅在中國，在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如此。但這就是我們生存其中的現實世界。盡管它確實不是如市場主義者想象或希望的那樣簡單。

　　這是為什么說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爭論是表面的。因為我們只能生活在既有政府又有市場的混合經濟之中。加強權利對政府權力的約束，有助于解決不少矛盾，但仍然會存在并產生新的問題，就如今天美國和歐盟也有自己的政府與市場作用的困境一樣。

　國企的尷尬

　　就中國而言，我們今天既存在市場化不足的問題，其實也已存在著在若干領域的過度市場化，商業利益的追逐侵蝕了社會公正和人文價值的問題。因此，當今中國在政治改革中確實面臨如何建立權利對政府權力的制約問題，但經濟改革的真實問題，并非將市場理想化，以至替代政府的作用。實際上，現在經濟改革面臨的真正挑戰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產權基礎是否就是國企，而后者又如何與市場經濟兼容。

　　一些極端人士認為，國企天生效率低下，政企不分，現在已成為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團，名為國有，實為少數人謀私利，成為深化改革和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在這些人看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是一個權宜性的口號。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這個詞本身就相互矛盾。而且他們不僅不看好后發國家成功實現了現代化跨越的東亞模式，甚至也不待見北歐乃至德國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他們所說的市場導向就是英美式的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打開窗戶說亮話，他們認為1990年代初鄧小平講不論“姓‘資’姓‘社’”是給“姓‘資’”打開了通道，因而值得歡迎，但今天社資共存已沒有必要，是實際上該取消“姓‘社’”直接“姓‘資’”的時候了。因此國企不是改革的問題，而是退出問題，或私有化問題。用一個委婉的說法，就是從所有競爭性行業退出。現在壟斷的領域，也要盡可能打破壟斷。總之，同典型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一樣，國企僅僅保留在個別自然壟斷或公益性的領域。

　　對另一部分人來說，國企是公有制的代表，是社會主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廢了國企，社會主義就名存實亡。因此，捍衛國企，就是捍衛社會主義。

　　還有一些人，是從保護民族工業、民族的經濟獨立和國際競爭的角度，強調必須有國企，主要是中央企業。他們認為，打掉或分拆了央企，中國在國際經濟競爭中就沒有了主力軍、國家隊，在世界經濟寡頭競爭的大格局中，中國就會吃大虧，民族利益就會嚴重受損。中國就會受到外國資本和跨國公司掌控。

　　迄今為止，官方的正式立場是“兩個不動搖”的口號，即堅持公有制主導不動搖，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不動搖。國企的改革就是股份化，包括變為上市公眾公司。但是其管理和控制，還是要在國家手中。

　　所有這些，造成了國企目前尷尬的現狀。一些人抨擊國企，不是基于經濟，而是基于政治，是為了削弱政府和官員的權力。國企成了一些人抨擊政府不甚方便時最方便的出氣筒和替罪羊。國企賺錢了，被指為依靠壟斷和與民爭利；賠錢了，被指不負責任和敗家子。國企資產是國家的，也不斷被劃給社保基金或上繳財政，但被指為少數既得利益集團把控和服務。國有企業職工福利待遇好，不被認為是職工的境況地位在公企比私企強，反被指為特權和刮國有資產的油。國企領導的工資獎金只有同等規模的外企或民企的幾十分之一，被指為薪酬過高，要嚴加控制和繼續降低。

　　從政府角度，對國企的管理類同黨政干部。國企領導由黨的組織部門任命，國資委的權力只限于規模較小的國企。國企領導人到點退休，余地比黨政干部大不了多少。

　　在現在仍未設立國資委的領域如金融、證券、保險等系統，由于處在市場經濟價值鏈分配的上游，政府與企業薪酬差距特別大，官員輪崗到被監管的企業特別是國有控股的企業，已經成為平衡干部需求待遇的常規管道。

　　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下，可以想見，國企內部機制不順，賞罰不明、效率難高。能干的人到國企，往往是為了有個經歷，積聚資源，一旦時機成熟，或自立門戶、反戈一擊，或待價而沽，跳進外企。不能干的人覺得國企雖然待遇和發展機會差些，但工作壓力不大，在這兒混個生活容易，養老也有保障。因此國企中優汰劣勝，很難避免。

　　國企這些年來市場化改革有相當進展，主要是為了競爭和留住人才，中下層管理人員薪酬基本市場化了，但頂層領導薪酬受控，形成上下薪酬趨同乃至倒掛的奇怪格局。國企主要領導既要搞好企業，又要顧及烏紗帽，行為很難不扭曲。比如：職務消費泛濫，利用掌控的巨大國有資源撈好處等。

　正因如此，雖然從改革伊始，國企改革的口號就是政企分離，后來成立了國資委，文件中又加上了政資分離，但實際上，這些年來又有政企更分不開的趨向。政府需要掌控國企，自然也要保護國企。綜合起來，雖有國家資源優勢但內外交困的國企能搞成今天這樣子，確實可說堪稱不易。

警惕寡頭式分配

　　中國改革向何處去，在經濟領域，焦點除了國企，我們還面臨一個發展中大國無法回避的財富分配問題。

　　這是因為如前所說，當今世界是一個寡頭競爭的市場結構。中國的大企業，除了央企、外企，就是家族型的私企。掌控國家經濟命脈的企業，無論銀行保險證券，還是油田礦山電信電力，央企之外，要么給外資，要么就是家族寡頭了。

　　有人說，中國今天已經是權貴資本主義了，央企本來就是為小集團利益服務的。這個說法顯然并不客觀。現在央企的有些負責人和相關權勢者確實利用國有資源得到不少好處，但相對于巨額國有資產，畢竟是九牛一毛。他們的手腳畢竟偷偷摸摸，不敢過于放肆。面對著他們自己能掌控或影響的巨額資產，有些人確實早已心動或垂涎欲滴，只是懾于黨紀國法和眾目睽睽，他們不能為所欲為。但如果央企退出搞私有化，這些巨額資產必成他們囊中之物。那時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時代就會真正到來。

　　還有人說，我們不必也不能追求結果公平，只要機會平等公平即可。但嚴酷的事實是，如果財富分配本身不公平不公正，人們的機會乃至下一代的機會也不可能公平。發展中國家中，經濟寡頭化和土地兼并導致社會結構固化和混亂動蕩的例子，比比皆是。這樣，我們就在經濟問題還沒解決時，又要橫跨進社會領域進行分析。

　維權與維穩

　　如果說，在經濟領域，人們講的是效率動力和做大蛋糕，那么在社會領　域就得講公平公正，分好蛋糕。這就回到了人和人類社會的內在矛盾：人有惰性，不講動力和利益，人們都吃大鍋飯，效率低下，普遍貧困；但不講公正平等，弱肉強食，人可為奴，人類又回到早期乃至動物世界。因此，財產權利本來是公民權利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二者本質上又有矛盾處：財產權利發展到以人為對象時，盡管也許是自由契約，它也可能和公民權利直接對立。

市場是個好東西，好就好在它完全尊重個體選擇，強調自愿交換。但它的最大局限就是不講起始條件。有財產有資源的人與一無所有的人，選擇空間迥異，可交換的內容大不相同。同時，與人體的發育一樣，市場的發展也有癌癥，這就是壟斷。存在壟斷的地方，就沒有自由和平等的競爭。由于經濟生活的非標準和非同質化以及信息不對稱，大大小小的壟斷難免普遍存在。更不用說，在廣泛的社會領域，由于個人選擇普遍具有外部性，因而人們必須做集體選擇。這時由貨幣主宰的市場就完全失靈。

　本來，中國社會存在的最大和最廣泛的不公平，是城鄉居民權利的不平等。長期以來，國家的財政資源、基礎設施資源、醫療資源、福利資源對城市戶籍居民嚴重傾斜，農村居民即便可以進城或到沿海發達地區打工，仍然不能享受當地戶籍居民的同等公平待遇。中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和財產差距，都是世界上主要國家中最大的。這也是制約中國內部需求的主要因素之一。

　　近代以來，當農民能自由遷徙進城時，城市的吸納能力還相當有限，并不能給他們多少美好記憶。改革開放以來，他們擺脫了最初集體經濟對自己的人身束縛，繼而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又使他們掙脫了鄉村和土地的束縛而進城打工，比起過去，已是很大的進步。農村居民中的成功者，已經借助于貨幣權力，橫跨城鄉逐利發展，在城市生根落戶。這就大大化解了農村中精英階層的對立和反抗。

　　對城市居民來說，文化的、世俗的和經濟的優越感，使他們從來就并不怎么看得上農村里的農民二哥。他們享受了農民工承擔幾乎所有城市建設、商品制造乃至家政服務的臟活苦活的收益，但對農民工離家背井、妻別子離的困境并沒有身臨其境的感同身受。

　　應當指出，隨著新生代農民工開始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主體，本地人和外地人(打工者)在沿海發達地區的沖突已經越來越普遍。中國的歷史表明，當這個社會中越來越多的人成為外來流動人口(史稱流民)時，社會的動蕩往往為期不遠。

　　盡管如此，人們對這個逼近的危險還普遍相當麻木。完全抓住他們眼球的，是資源和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和權力腐敗。確實，毫不夸張地說，這些年來土地、礦藏和其他制度資源的不合理分配，完全改變了中國人財富分布的版圖。中國只用了短短三十多年，就從財產和收入分配還相對均等的狀態，一下子跳躍而成貧富差距和收入差距都最大的世界主要國家。由于資源分配不公而導致的貧富兩極分化和機會不公，現在已既是嚴重的經濟問題，也是具有殺傷力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權力是另一個領域的資源。強勢政府往往意味著更主宰性的分配力量。歷史表明，權力的腐敗總是最大的腐敗。當權力和財富分配的天平傾斜后，那些原本總是稀缺的社會一般資源供給的分配關系也緊張化了。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基礎設施服務，這些市場無法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資源，在任何社會中都是緊缺的。但在今天，它們在歷史上的欠賬和現實中的缺陷都被放大渲染，變成人際關系和社會緊張的源泉，甚至如交通、食品和環境安全，這些原本是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發展的代價，也成為人們對現實不滿的隱患。

　　這些反映出，隨著溫飽問題的解決和城鎮市民階層與中產階級的迅速壯大，人們對社會公平公正的需求近年來已在急劇增長。

　　最后，所有這些矛盾的發展，都產生了維持社會穩定的需要。本來，維持社會穩定，既是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條件，也是法治社會的產物和需要。但是，一些地方在使出五花八門維穩招數，或軟硬兼施地打壓某種不成氣候的個別訴求、遷就某些已成氣候的群體訴求以圖息事寧人時，便出現了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維穩悖論。這對穩定和法治的破壞性作用不可低估。

　　在群體事件中為了維穩而犧牲法治，或者不論是非，縱容姑息，使越來越多的人不守法，不信法，挺身試法。可見，群體事件的發生和蔓延，反映了社會尚缺乏解決這類矛盾的正常的民主與法治管道。

　　本文寫于2012年，3年時間過去，這些問題依然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