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規》，原名《訓蒙文》，是一本清朝出現的文學作品，內容以儒家道德為主，以韻文寫成。一般認為作者是滿清康熙年間的秀才李毓秀，后經賈存仁修訂改編，改稱《弟子規》。

其內容取自《論語·學而篇》中的第六條：“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核心思想是孝、悌、仁、愛。

《弟子規》是以三字一句，兩句一韻的文體方式編纂而成。然后再以《總敘》、《入則孝》、《出則弟》、《謹》、《信》、《汎愛眾》、《親仁》和《余力學文》等部分來加以演述。列舉為人子弟在家、外出、待人接物、求學等應有的禮儀和規范，特別講求家庭教育和生活教育。

影響

據稱，歷代用韻語編成，傳授倫理道德的蒙學讀物中，以《弟子規》的影響最為廣大。自清代開始傳授以來，幾乎沒有任何一部蒙學讀物比它更為風行，即便是自宋代以來就長期風行的《三字經》，也幾乎因《弟子規》的傳授而廢棄。在清代，許多地方政府都曾飭令所屬州縣，將《弟子規》列為私塾或義學的童蒙必讀書籍。《弟子規》是清中期以來流行最廣，影響最大的蒙學教材。

但是，江南大學副教授黃曉丹指《弟子規》誕生于清代，而做清代文獻研究的黃接觸了大量清代的詩文集、傳記和家譜，卻從來沒看到過有提到《弟子規》。黃問及研究民國文獻的朋友、讀過大量現代學者的回憶錄和傳記的朋友，發現他們也都從未見過《弟子規》。并指“《弟子規》編成后，因其通俗易懂，易于背誦，甚為普及，清代末年有的地方官府還將其定為私塾、義學的必讀教材，甚至作為‘勸善’書籍，在祠堂、茶館、書館中進行宣講，使其廣為流傳。”的說法來自于文革時期的《天津師院學報》1974年01期文章《<弟子規>宣揚了什么?》。根據臺灣師大劉雅苓與東北師大周明杰的考證，《弟子規》在鴉片戰爭之后才出現，作者過世后一百年之內并沒有廣泛出版。在《四庫大系系列數據庫》9153種書里，檢索《弟子規》，只找到兩條文獻。“廣為流傳”的說法有夸大和臆測的嫌疑。檢出的一條文獻說：“勞乃宣，字玉初，浙江桐鄉人。同治十年進士，……任吳橋，創里塾，農事畢，令民入塾，授以弟子規、小學內篇、圣諭廣訓諸書，歲盡始罷”（《清史稿·勞乃宣傳》）。說明《弟子規》最初的使用環境是祠堂、茶館、書館，使用對象是干完農活的成年人，適用范圍是社會下層，李白杜甫沒有讀過它、清代的知識階層也不讀它。勞乃宣教授《弟子規》的本來目的是原先教育不識字的成年農民識字，并使其不違法；是用于向那些被剝奪了更高發展要求的農民勸善的行為規范。《弟子規》本來也不是專門寫給兒童的。它的流行是二十一世紀開始的。

相當多的學者指出《弟子規》的作者李毓秀，是清代山西絳州的一位秀才，沒有中舉，也沒有其他學術上或者政治上的成就。黃曉丹指，《弟子規》出現在鴉片戰爭后，流行起來更要到二十一世紀，它并不是中國“兒童傳統文化教育”的基本材料，歷史上的賢人君子、創作成果，與從小讀《弟子規》毫無關系。 《弟子規》在最初的使用環境是晚清的祠堂、茶館、書館，使用對象是干完農活的成年農民，用途是教農民識字、不違法。 李白杜甫沒有讀過它，清代的知識階層也不讀它，質疑它在今天被捧到了太高的位置。復旦大學教授錢文忠也指與《論語》、《莊子》、《老子》相比，《弟子規》是無法算作可以供奉在廟堂之中的經典之作。哪怕跟《三字經》相比，《弟子規》從歷史悠久的角度也沒得比。